第七章 張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場（第3/7頁）

每隔三年，在省城舉行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只有取得秀才資格的人才能應考。及格的即為舉人，第一名被民間稱為解元。在理論上講，舉人已經具備做官的資格，作為帝國的預備官員，享受的優待更多，並且可以和縣官稱兄道弟。

第二年，全國的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為會試，民間稱會試第一名為會元。會試及格，再經一次復試，地點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殿試第一名就是狀元，二甲第一名被稱為傳臚。殿試大體只是一個形式，表示由皇帝親自選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後，考取者分一二三甲發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這是一個從六品階級的官職，高於我們今天理解的縣團級，低於司局級；榜眼、探花則授官翰林院編修，都是正七品，就是縣處級幹部。這些是極其清貴的職務，雖然沒有實際權力，但作為文史機要侍臣，可以時常在皇帝身邊轉來轉去，給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機會很多，在帝國官場上，其升遷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進士被選拔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為翰林官，其清貴大體與上述類似。其他二甲者為從七品，三甲者則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機關，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等職務，我們可以將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機關的副處級或科級主任科員之類；還有許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為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副職官職，成為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副縣處級或正科級的地方幹部。

從中，我們可看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真實含義。通過鄉試會試，便如鯉魚躍龍門般，哪怕是貧寒出身，從此亦平步青雲，成為人上之人矣。所謂一過龍門，身價百倍，此之謂也。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說的就是這樣一番景象。在公開提倡不平等並為國民廣泛接受的我國古代，毫無疑問，這種做法相當好。因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國家若是不鼓勵自己的人民讀書，並由那些不讀書的人們來治理這個社會，會是什麽一種情形。

事實上，如果我們願意心平氣和地考察一下的話，便會發現，在當時的時代，這是一個由於具有某種客觀標準而顯得很公正的制度，毫無疑問也是先進的官吏考選制度。與僅憑出身、門第、上司和君主權貴的意願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較起來，其文明程度顯然要高得太多了。這應該是此項制度曾經受到歐洲偉大啟蒙思想家崇高贊揚的重要原因。

將這種不錯的制度推向極端，從而令其無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則是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帝國制度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每三年一次的省級考試，即鄉試在當年的八月舉行，俗稱秋闈；國家級考試，即會試在第二年的二月舉行，俗稱春闈。這兩個時日，便成了帝國讀書人一生之中最為重要的日子。嘔心瀝血，十載寒窗，頭懸梁錐刺骨，稱得上一生只為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後來的時代，科舉考試時所需要讀的書，並非是普通意義上的書。而是特指的聖賢之書——四書與五經。

這種情況是從王安石開始的。此人主張以“經義取士”，就是說，用解釋儒家經典作為考核讀書人的標準，從而，有效地將一個金箍套在了中國人的頭上。這種東西曾經受到過譬如蘇東坡相當透徹的抨擊，而且，後來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識到此種做法難逃“本來想把學究變成秀才”，誰知反倒“變秀才為學究”之譏。

誰知，事隔多年，當年賣得不怎麽樣的蘿蔔，如今卻迎頭撞上買蘿蔔的。王安石這套以儒家經典“化民成俗”的貨色，宛如一個大糠芯蘿蔔，偏偏在幾百年後，遇上了個大知音、大買家。

朱元璋一心一意於“士篤於仁義”，想要的正是這套貨色。於是，就和他將中國鄉村建設發揮到極致，從而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一樣，朱元璋也把源於王安石的科舉制義推到了極端，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將讀書人——中華民族的頭腦與心靈，牢牢地禁錮在了科舉考試之中。從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賜，出了一部《紅樓夢》之外，中華民族再也沒有能夠出現一位能夠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學藝術家和大科學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遂成為民族精英隊伍的大體面貌。

帝國政府規定，各級科舉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如宋朝程朱理學所弄出的經義之文。應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語氣行文，並且只能根據那位發誓要“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所作的注疏發揮，不許有自己的見解，就是所謂要“代聖賢立言”。就是說，在內容和行文語氣兩個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樣說聖賢的話而不是人話。顯然，這種讓人在思想上必須帶著鐐銬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樣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