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8頁）

鄭永清太了解馬明金的脾氣，連忙勸解著大舅哥，說這種事不是他與他這個階層所能左右的，一切聽上邊，具體說就是熙洽參謀長的命令，他說到熙洽時，加重了語氣，還說軍中上層情況復雜，暗示大舅哥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馬明金聽到這兒，泄氣了，也感覺自己多少有些沖動，可是，對一個有責任感的軍人來說，誰聽到這個消息，能無動於衷呢？

參謀進來說，有連長來電話問是否有軍事行動。

馬明金苦笑一下，什麽也沒說，讓參謀出去了。妹夫轉述熙洽的命令，應當說是在馬明金的意料之中，本來奉軍對日本人的態度就有分歧，大致可分三種。一是親日、懼日，這一般在高級軍官中比較明顯，可能是高級軍官高瞻遠矚？這些人有的與日本政界眉來眼去，暗送秋波，有的與日本軍界的人是朋友，還有的與日本人有生意往來，接觸多了，自然“見多識廣”，普遍的認知是：日本國力雄厚，軍事強大，若發生爭執，奉軍不是對手，所以，與其對峙，不如結為盟友，借力打力，以此抗衡國民政府，使東北立於不敗的獨立之地。其實說穿了，高級軍官多年來，養尊處優，家業甚豐，根本不想打仗。二是中下級軍官， 也就是馬明金、鄭永清這個階層，他們雖然對上司唯命是從，可是看到日本人在東北的勢力越來越大，尤其看到日本關東軍越來越放肆，十分不解，非常的厭惡，身為軍人，不能保一方平安，這有悖於軍人天職和天良。若說他們心中隱有一絲私念，那就是軍中的升遷，靠的是槍林彈雨的廝殺，亂世英雄，只有通過血與火的洗禮，方能顯示自身的能力，才能坐上平日裏，可望而不可即的長官位置。第三就是最底層的士兵了，他們扛槍吃晌，是官長的棋子，是人們常說的“炮灰”。但他們又具有樸素的情感，軍人的尊嚴，當看到日本人在街面上橫行霸道，對中國人又吼又罵，他們極為憤怒，想不通長官們為什麽對日本人一再忍讓，甚至是忍氣吞聲。同時，他們對關東軍所吹噓的軍人武士道精神，極不服氣，同為軍人，你手中有槍，我手裏也不是燒火棍，戰場上對決，無非生與死，所以，這些血氣方剛的士兵，渴望有朝一日與日本人大戰一場。

天黑下來了，護兵進來，欲送馬明金回家。

馬明金說他住在營中，並讓護兵告之其他幾位軍官，也不許回家，身為軍人，既然知道有特殊情況，就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

護兵出去了。

接連幾天，馬明金都沒有回家，鄭永清也是如此，這讓馬家大院的老爺子，馬萬川很是不安。

按說以馬萬川的性格，素來不大關心官場上的事兒，但這次不同，要知道他是遠近聞名的財主，商人，而且稱得上是巨商，富甲一方。對於類似這樣家大業大的人，最祈盼的就是太平盛世，反之最怕的當然是戰火紛爭。多年來，即便是張作霖一統東北之前，前清至晚清，吉林都未曾發生過大的戰亂，乾隆爺北巡，來到龍潭山，居高俯瞰，龍顏大悅，贊嘆吉林市是“銅邦鐵底”，“龍興福地”。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以租界地旅順和南滿鐵路為延伸，逐漸滲透，吉林市也來了日本人，隨著日本人的增多，日本人的勢力日益鞏固，不安定的因素也日益增大，這是最讓馬萬川擔憂的。他常對大兒子講，有時也對姑爺子講，因為這兩個人常出現在他的面前，也是他最看重的兩個人，他鐵口直斷：中日早晚必有一仗。他走南闖北，來往於北京，天津等地，所見頗多，他說，別看中國各種勢力，各方軍頭，爭地盤，奪權位，硝煙不斷，殺來打去。但那都是窩裏鬥，對生意人沖擊不大，誰當政，都得從商人身上苛捐雜稅，擴充軍餉。日本人就不同了，他們是倭寇，是東洋人，如果他們沖進家門，騎在頭上，要把你所有的家當，砸個稀巴爛，連個吃飯的碗都不會給你留。基於這種認知，馬萬川從來不跟日本人來往，甚至內心中素懷深深的敵意。

馬明金骨子裏討厭日本人，是不是受了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呢？

鄭廷貴來了，他的家，不，應當說他府上，離馬家大院只隔一條街，穿過胡同，拐個彎就到，年輕時，他與馬萬川就是朋友，常來常往，兒女結親後，兩家幾乎合為一家，他來得更勤了。趕上馬萬川空閑，他能從日出坐到天黑，酒足飯飽後，鄭府派人來接，或馬家派人相送，他才一步三搖地回去。有時，他打發人，或他親自來請馬萬川過府，擺上他最喜歡的滿族火鍋，與馬萬川美美地飲上幾盅。旗人都講究享受，更何況鄭廷貴是八旗的後代，祖上留下的家業，宅院、房子不算，金銀財寶，青花瓷器，翡翠玉雕，古玩字畫，就這些浮物，也夠幾輩子受用的。用馬萬川的話說，鄭廷貴這個八旗子弟，年輕時是個“秧子”，老了是“閑散貴族”，但說歸說，笑歸笑，要是三天五日見不著面，兩人都像缺點什麽似的，僅此，足見兩人感情相當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