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金融全球化與財富轉移 中國軍人學者與美籍華人經濟學家的對話

（一）

喬良：

“超限戰”是一個大話題，不同的人由於所處的角度或者立場不同，可能很難就這個話題進行對話。所以，要就此展開對談，我認為雙方首先應該有一些共同的話語範圍或對話目標。我想這個話語範圍，就是金融和戰略，而對話目標，則是美國和中國。陳教授是在美國接受的金融和經濟學教育，受過西方現當代經濟學理論的完整訓練。我不同，我是搞軍事戰略研究的，對金融和經濟學理論則完全是業余愛好。在研究軍事戰略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如果僅僅進行單一的軍事戰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結果。特別是今天，從政治到經濟、從軍事到文化，美國的影響遍及全球時，任何戰略研究包括軍事戰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觸及美國。即使某個非洲小國想要研究軍事戰略，也必須研究美國，研究美國的軍事戰略。

研究美國軍事戰略，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使美國的軍事戰略看上去很純粹、很軍事，但是它的箭頭卻堅定地指向它的國家利益，而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軍隊為國家利益服務。在我看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一是它的國家利益主要表現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軍事戰略可以直接為實現其金融利益服務。

也許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一些問題從我的角度看可能會有一些放大。比如說，關於美元的問題，在我看來，美國實現國家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金融霸權，而不是軍隊或戰爭。戰爭只是美國實現國家利益的一種輔助手段。而它主要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還是通過美元。這一發現使我不得不去研究美元經濟與軍事的關系。

陳志武：

美國或任何國家是為利益而戰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命題，就像我們說人呼吸空氣是為活下去一樣。中國在自己認為適當的時候也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這是國家、個人應有的權利——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

那麽，何為利益？利益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以是顯性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的、宗教的，等等。在今天越來越金融化的世界，這些多種利益到最後都可用金融載體來度量，或說以終極通貨度量衡——貨幣——來度量。雖然許多東西比如宗教利益、文化利益還不能完全以貨幣化方式度量，但一般性貨幣之所以叫“通貨”，在於其作為價值度量衡的通用性，人類社會的貨幣化進程帶來了大家說的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鑒於此，當我們說一個國家為自己利益而戰時，當然等於說這個國家是為其金融利益而戰，是為其貨幣化的利益而戰，對於了解現代經濟的人而言這不是什麽新發現。

近幾年國內很流行陰謀論，特別是喜歡把金融、貨幣等都加上“戰爭”，這樣當然聳人聽聞，但這是極其危險的，對中國的發展不僅無益，而且還像智力鴉片一樣，使人智力麻木，讓人不會去挖掘市場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本質，阻礙中國金融現代化、市場經濟現代化的進程。

為什麽不能把金融和戰爭相提並論？因為戰爭是基於暴力，是基於強制力迫使另一方接受施暴方的安排，而金融市場所基於的是交易雙方的自由選擇：你如果覺得不合適，或者如果你有更好的選擇，或者你能做得更好，你可以不接受或者要求改變交易條款，沒有誰強制你必須接受，沒有人拿著槍頂著你的腦袋，如果你不做這個金融交易就將你幹掉。把任何基於自由自願選擇權的競爭關系說成“戰爭”，是混淆概念，沒有建設性價值。

當然，你可以說：從軍事戰略講，一國可以通過毀滅對方的金融體系達到毀滅對方的效果，即“非常規”戰法。但這不等於“金融戰爭”，更不能說明因此就該從“戰爭”角度研究金融。因為雖然往人體注入毒品可以將人殺死，但我們不會因此而從“戰爭”角度研究醫學、研究醫療技術。就像醫學和戰爭不能混為一談一樣，金融就是金融，戰爭就是戰爭。

中國從乾隆末期，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從來不缺陰謀論，不缺從道德評判角度來看待西方，而不是從建設性角度去追問、研究西方為什麽興起，去問為什麽美國金融、美元得以主導世界的地位，為什麽歐元、日元或者是人民幣沒有成為和美元相等的國際貨幣？陰謀論、道德評判的最大危害，是讓我們似乎站在道德制高點，像阿Q一樣沾沾自喜，麻醉自己的智力探究，使自己失去學幾招的機會，讓自己不能掌握競爭制勝的技能。中國就是這樣陶醉在陰謀論中荒廢了一個半世紀。科學精神從本質上是去迷信化、去陰謀論化，是探究現象背後的本質。美元的地位、美國的金融實力和技術實力是現象，是背後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因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