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照被視為日本戰史權威資料的《華北治安戰》中記載，日偽軍在清豐之戰中，共出動了約五千二百名作戰人員，而戰後收容的，不過三四十人而已。如此算來，日偽軍此戰損失（包括傷亡、潰散、被俘）足有五千，損失率超過99％。

這一仗，打得也太狠了點兒吧？

是土八路算錯了賬，還是皇軍被打昏了頭？

讓我們來看看日本戰史中對這一仗是怎麽寫的吧——日軍稱此戰為“清豐事件”。

5月29日，清豐事件發生。這是在日軍警備系統調整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之一。根據幸存者的回憶，這一事件的概要大體如下：

河北省翼南道的清豐縣以北，是獨立混成第1旅團（小松崎力雄少將）的防區，濮陽縣以南則為第35師團的防區。當時，由於此處位於與山東省的交界地區，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在這裏的農村地區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並逐漸發展起來，勢力不斷增強。大名、成安縣是冀南軍區第一軍分區，南樂、清豐、內黃、觀城、朝城縣則劃為冀魯豫軍區第三軍分區。濮陽縣屬第四軍分區。獨立混成旅團采取新的警備方針，5月中開始重新布防，要點在於逐次將分散部署的小部隊集中起來設防。這樣，不通鐵道的清豐縣由於孤立被決定放棄。（所謂新的警備方針，即以中國軍警［即偽軍——薩注］代替日軍負責治安良好地區的警備任務）

對此，在支那事變［即抗日戰爭——薩注］爆發以來，一直在當地從事部署宣撫班、建立縣政權、培植新民會等進行努力的各縣聯絡官頗有一些人很不贊成。這是因為，這樣將造成坐視有友好關系的中國人［即漢奸——薩注］被消滅的局面，會給中國方面造成重大的心理影響。這不僅是軍事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敗退。為此，川本道聯絡官努力說服邯鄲的陸軍聯絡部部長加藤次郎大佐，決定由中國方面的保安隊［指偽軍——薩注］單獨完成奪回清豐縣並據守的任務。於是，在各縣聯絡官的指導下，從各縣保安隊選拔精兵（主力來自清豐、大名、南樂的保安隊），組成了總兵力四千八百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聯軍，5月23日向清豐縣發動進攻，輕易地奪回了這座縣城。

到此為止，日偽軍的進展頗為順利。不過，其中頗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首先，需要對當地日占區的敵方軍政組織作一說明。

在華北日占區，日軍控制地方通過三層力量。

第一層是日軍部隊，這是日占區敵軍的主力，例如上面提到的日軍獨混第1旅團和第35師團。他們的戰鬥力比較強，是敵占區的防守骨幹兵力和機動兵團。但是，日軍作為軍事部隊，無法完成對地方的掠奪，不得不依靠組織偽政權來實施。同時，抗戰後期，華北抗日武裝日益發展，而日軍總兵力有限——連高度近視眼和輕度癡呆都送上戰場了，從本土再調兵來不可能，只好靠發展偽軍擔任守備任務。這些偽軍名義上也是在偽政權屬下的。例如，文中提到的冀南道，就是汪偽政權在冀南14縣設立的偽政權，最高官員為駐邯鄲的道尹（就是那個在清豐被抓的倒黴蛋薛興甫），以下13個縣則有縣長，均為汪精衛偽政權任命的官員。冀南道所屬偽軍主要為警備隊，即文中提到的保安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劉熙明在《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中，稱冀南偽軍有不少是當地紅槍會等地方武裝收編而成。不過，從日方史料看，除了這些戰鬥力參差不齊的地方武裝以外，邯鄲道道尹有一支直屬的精銳教導隊。這支教導隊由日軍軍官指揮，由兩個步兵連和一個機炮連組成，骨幹均為效忠於日軍的朝鮮籍士官與偽滿軍校畢業生。這支部隊也在清豐之戰中被殲滅。

不過，所謂偽軍和偽政權，由於畢竟是中國人組成，除了少數鐵杆以外，對日軍的忠誠度極為可疑。即便是肯認賊作父的漢奸，其人品也決定了他們在日軍戰事不利時必然跑得比日軍快。事實上1943年以後華北偽軍和警察士氣普遍低落，通八路或通重慶根本不是新聞。比如黃敬在1943年11月《對敵鬥爭報告》中提到“五分區某城偽軍五百，關系即占二百……”國民黨的档案材料中也稱，冀中高陽一帶日占區“各村派往敵碉堡及敵據點之聯絡員皆為奸黨［國民黨档案中對共產黨的稱呼］村級地下黨員”。

靠這種偽政權來幫助日軍統治地方，那岡村寧次中將近乎拿自己腦袋開玩笑。

所以，在日軍和偽政權之間，還有一層，就是派駐偽政權的日本聯絡官和宣撫班等日方行政人員。這些聯絡官們，表面上是顧問的職務，實際隸屬於日本特務機關，是偽政權的太上皇，他們才是當地真正的行政主官和偽軍的控制者。1942年12月，周佛海曾請求日軍更換這些聯絡官，稱他們控制著汪偽省縣政治、軍事、經濟的大權，應該由汪偽方面提名或批準。這一要求當然不可能被日方接受。在冀南道，道尹薛興甫上頭的太上皇，就是道聯絡官川本。那個精銳的教導隊，一方面是薛道尹名義上的衛隊，一方面是川本控制薛的直屬部隊。而以下各縣，每個縣還各有一個縣級聯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