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2/3頁）

戰爭與革命，革命與戰爭，如影隨形。“為什麽戰爭容易導致革命，為什麽革命會顯露出引發戰爭的危險傾向？無可否認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暴力是兩者的共性。”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的思考，值得我們注意。

解放戰爭，又是2500萬人的傷亡。如果再往上追溯，辛亥革命後，軍閥蜂起，北伐戰爭有多少人傷亡，換來的國民黨政權與清廷相比有多大的進步？中國近代，每一次的政治進步都經歷了暴力和流血，重新建立的政權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政治文明，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國情強迫我們實行某種體制，體制的不完善又導致革命的發生，革命帶來的可能不是長治久安的新體制，而是歷史的倒退，並伴隨著大量的暴力沖突、社會動蕩和人員傷亡。革命的結果如果沒有比舊制度更加完善的新體制，這樣的革命有何意義？

通過研讀戰爭史，我知道了抗美援朝戰爭。南方老兵在零下40攝氏度的雪地裏作戰，有些人第二天早晨就被凍成了冰雕。為了不暴露目標，戰士被敵人的燃燒彈燒著了，直至把自己燒死也一動不動，不能讓戰友蒙受犧牲。這些情節讓我震撼。同樣是血肉之軀，他們有著怎樣的鋼鐵意志，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這是一支什麽樣的軍隊，為了信念敢於獻身？又是什麽樣的利益和信念，使他們覺得犧牲是值得的、光榮的？

通過研讀戰爭史，我知道了美軍戰俘營傷天害理的甄別事件和一些戰俘被迫押送到台灣的經歷。如果不是親眼看見眼前的這位老人身上被刺下的“殺豬拔毛”等惡劣的口號，我不會相信人類為了意識形態之爭，會幹出這樣滅絕人性的事情。

無論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爭端，還是一個國家內部黨派之間的較量，都是源於價值分歧和利益爭奪。如果沒有人性的善良、著眼全球人類的胸懷以及對不同價值的寬容作為解決政治爭端的基礎，作為政治家的人格基礎，那麽這樣的價值和利益就是片面的、狹隘的，人性可能就有滑向惡的危險。如果是普通人之間，就是一場沖突而已；但在政治家的決策下，就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戰爭，同時也給另外國家的人民帶來戰爭的傷痛，給另外的社會群體帶來災難。戰爭是邪惡的，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漂亮的口號下進行的戰爭，特別是“國家”、“解放”、“革命”、“民主”這些引發非理性激情的美麗字眼帶來的暴力危險，釋放惡的巨大能量，這些能量只能帶來毀壞，並不一定會帶來富有進步的重建。砸爛一個舊世界，難道就一定能建立一個超越舊世界的新世界？

所以，真正的進步可能不是轟轟烈烈，政治的進步和人性的進步，應該始終處在不斷的改革和完善中，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避免大規模的沖突和暴力，每一個社會成員才有真正的安全。

回顧20世紀從30年代到90年代的戰爭和沖突，透過那些貌似正常的決策和讓眾多人卷入的重大歷史事件，我看到了魔幻和荒誕不經以及非理性的行為。每一次戰爭都以國家的利益或國家的名義名正言順地進行，像梁草這樣的普通士兵被拋入歷史旋渦中，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無論是日本士兵、中國士兵，還是美國士兵、聯合國軍士兵，無論是為了“構建大東亞共榮圈”，為了日本的利益、美國的利益還是蘇聯的利益，每一個漂亮的口號都可能把千千萬萬的小人物推向死亡邊緣，把千千萬萬的母親推向痛苦深淵，把千千萬萬的家庭推向骨肉分離的慘境。社會與個人，道義與生命，國與家，在我的腦中糾結。我在困惑之余，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奈和悲涼。英國近代思想家霍布斯曾說：“一個人的最高義務即在安守其職責，作為國家的好公民。”“人所有的一切價值，一切精神的實在只能經由國家而有之。”“國家”一詞在全世界暢通無阻，似乎一旦有“國家”的光環，就占領了道義上的制高點，就有振臂一呼的理由，就有慷慨赴死的價值。那麽，生命呢？生存的權利對每個生命是平等的。不管是哪國人，也不管是作決策的政治家還是山裏的普通農民。

人類建立了國家體制，而國家體制對人的傷害，每一天我們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體驗到。村上春樹曾說：“更深一層來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墻。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本書的主人公梁草的命運，也是每一個人在國家和時代中的必然命運。每個人都是一棵草，一棵低賤的草，也是一棵頑強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