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變通之法

會議繼續召開。

周恩來為會議向最好的方向發展，運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傾的人並不是事事都“左”，而且有可能在某個問題上很“右”；思想右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時也很“左”。這種二分法，連老祖宗都知道。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那就是說他也有不智的時候。這件事處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辦得很糟。

周恩來仍然認為前方委員們是對的，但硬頂必將受到加倍的反擊，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曲則全，枉則直，陳毅和他在金精洞談話的深意就在這裏。在肅清AB團時，陳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這無疑是經驗之談。

階級鬥爭有時很殘忍的！周恩來不能不有所變通。如果他和毛澤東不能同時保留，就是保留一個也是好的。但他還是爭取兩個都能保留，不能不帶有討價還價的色彩，他說：

“毛澤東在前方，對戰爭是有利的，他可以貢獻很多意見，以利於軍事指揮。為了保證國際路線的貫徹，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由我來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澤東同志負指揮全責，我負責監督計劃的執行。”

這個換了說法的提議，基本上等於沒有變動，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對。這是個不可能實現的提議，周恩來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澤東感到爭取無望，退意已決。他緩緩站起來說，“我留在前方是不適合的。我現在身體不好，痰中帶有血絲，時常低燒。我向中央局請一個時期的病假，至於回不回前方，我服從組織的決定！”

毛澤東忽然感到，知不可為而不為，乃是明敏洞達之舉，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壞事。他平靜下來，推開身後的椅子，冷然地說：“也許大家還有許多話當著我的面不好說，我現在可以退席。”

在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具有高瞻遠矚的決策能力。他一向認為：在一大堆表象中去偽存真、分析判斷，作出決策是最難的，而去把它付諸實施，是比較容易的。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難”。毛澤東具備“知”的能力。

由於敵情我情的不斷變化，原來的思路往往被現實所阻斷。周恩來深知，一位統帥，當他縱覽全局權衡利弊的時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時常說的：舉棋難定，首尾兩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周恩來要為戰鬥戰役負責，為全軍命運負責，為革命事業的成敗負責，甚至要對歷史的進步與倒退負責，所以他力爭毛澤東留在紅軍的指揮位置上無疑是真誠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誤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澤東離開軍事指揮崗位。他的空虛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從少年到老年毛澤東都有一種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的《體育之研究》，已經充分表達了這種精神：“國力恭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

到1929年的“戰地黃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為女民兵題照》，“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他的至理名言。

1917年（毛二十四歲），毛澤東還是湖南長沙公立第一師範四年級學生時，就做過軍事指揮的嘗試。

那時，在護法戰爭中，段祺瑞為奪取湖南，於1917年9月派他的陸軍次長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傅到任後即委派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總司令，第二十師範師長為副總司令，向南軍發動進攻。南北兩軍在衡寶一線相持近月，雙方互有勝負。11月初，王、範二人企圖在混亂中取代傅良佐，傅倉促出走。此時北洋軍鬥志松懈，南軍乘勢北進，不斷取勝。11月16日，王、範退出長沙，北洋潰軍成群結隊四處奸淫擄掠，一時間長沙城秩序大亂。第一師範位於長沙南郊，靠近粵漢鐵路，為潰軍必經之路。校方準備動員全校師生往城東阿彌嶺躲避。擔任校友會總務的毛澤東卻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潰軍只顧搶劫不願戰鬥的特點，提出依靠學生志願軍留校自衛的主張。

毛澤東組織學生志願軍日夜警衛，並作出嚴陣以待的模樣，使潰軍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內。當潰軍在師範南面猴子石一帶惶惶麇集，不知所趨時，毛澤東放棄了保守防禦，果決地組織出擊。以土槍、長矛、鞭炮，武裝起學生志願軍，並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持，在暗夜裏突然向潰軍分進合圍。警察首先以長短武器打響，學生志願軍則呐喊助威，潰軍早已如驚弓之鳥，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