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國事顧問端納（第2/5頁）

蔣介石和宋美齡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沒有共同的利益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更談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齡在所到之處向外國傳教士和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講，卻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將外國的太太們、教會團體和傳教士們吸引到自己身邊。

美國的斯特林·西格雷夫這樣評價宋美齡：

宋美齡對中國人民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卻引起外國人的極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裏，她就向外國傳教士和婦女俱樂部發表講話。她本來已經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際家了；現在，她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女交際家了。她將外國的太太們、教會團體和傳教士們集合到自己身邊。傳教士們只要能對朝廷擴大影響，自然是很高興的，不管如何虛假，他們開始把美齡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齡之所以像魔術似地變成一位地道的宣傳家，是出於端納這位長期以來一直參與中國事務的幹涉者的建議……

端納在五分鐘之內便來到了宋美齡的客廳。他穿著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裝，一頭不算茂密的灰白色鬈發。兩道濃眉下，一雙深陷的褐色的眼睛顯得和善而機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齡滿臉哀傷和愁思，這是難以測度的深沉的憂戚。

這位深諳心理學的樞密顧問，並不給宋美齡以廉價的同情和寬慰，那會使她產生不真實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誘的回憶：

“這是勝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軍渡過湘江，終是漏網之魚，元氣大傷。委員長已經飭令各方部隊追堵圍剿，以使共軍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時日，多付一些代價就是了……”

宋美齡讓秘書送來不加糖的咖啡，親自端給端納。等候秘書離去之後，端納繼續說：

“回想過去，委員長自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以來，經過了無數坎坷和磨難，不都是化險為夷了嗎？挫折，並不都是壞事，創業總是艱難的。培根說過，‘奇跡總是在厄運中出現。’”

“我總覺得委員長的敵人太多了。”宋美齡忽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委屈和傷心，“連我二姐也反對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齡的眼淚迅速地湧滿了眼眶，低頭唏噓。

端納知道宋美齡提的是近年發生的兩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認為蔣介石為了第五次圍剿所提出的軍事預算過高，特別認為把大批金錢撥給各地方實力派收買他們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減開支，以減輕國家債務。蔣介石則堅持國家安全高於一切。雙方各不讓步。蔣介石在盛怒之中，舉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憤而辭職，去了國外。蔣介石只好以孔祥熙來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澤東就《天羽聲明》發表講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強占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等發布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號召成立工農學商代表選出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對抗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委員長的敵人的確太多了！”端納沉思著說。他盯視著逐漸熄滅下去的爐火，想到去加柴，“共產黨的手段的確很高明，他在委員長大軍圍攻時，提出抗日的主張，這就使委員長處在兩難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產黨猛烈發展，實現他們奪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軍，必然喪失人心，因為目前國人關心的並不是共產與不共產，而是不當亡國奴！”

“那麽，日寇在上海進攻時，共匪借機攻打贛南的中心城市贛州，這不是扯住委員長的抗日的後腿嗎？他們一邊講抗日，一邊打抗日的中央軍，”宋美齡由於委屈而變得憤恨了，“可是，怎麽沒有人責備共產黨呢？”

“因為委員長握有中央政權，人們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納解釋著，然後思索如何使蔣介石解脫此困境的良策，“啊，這是非常錯綜復雜的鬥爭！非常復雜，非常復雜……”

端納對這種復雜的局面，已經不止一次地進行排列組合。如果將他多年的思維活動條理出來，那將是非常有趣的。

這種復雜性，可以說世界少有。

端納的排列組合，是從國民黨新軍閥長達四年的混戰開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記者的敏銳和見多識廣，對中國的各派勢力作過解剖。新軍閥混戰的四年，給國民黨兩大真正的敵人提供了發展的機會：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產黨也借機得到了迅猛發展。

這長達四年的混戰中，蔣介石首先開始的就是蔣桂戰爭。

1927年，國民黨由汪精衛、蔣介石為了爭奪中央政權而發起的“寧漢之爭”。當時，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擁汪為號召（端納注道：擁別人是假，為自己是真），組織“東征軍”沿江而下，直逼蕪湖，威脅南京，此時，蔣介石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為爭地盤正劍拔弩張。蔣介石面臨著兩面受敵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時應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東渡，把擂台讓給桂、唐去打。於是唐生智的“東征軍”和桂系組織的“西征軍”為了各自的利益動起幹戈，等他們打個兩敗俱傷之後，蔣再出來收拾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