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幾個相關問題

自修昔底德著作問世兩千多年來，歷代學者都對其作出各自的評價。修氏去世後不久，即有不少學者力圖完成其未竟之作。[46]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歷史學家的榜樣。公元前1世紀，哈裏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就已經斷言他是“歷史學家中之最為優秀者”，並告訴我們他已被傳統的觀念視為“歷史研究的標準”。[47]時至近代，隨著客觀主義史學思潮的興起，人們對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認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史學家”，“科學和批判歷史著作的奠基者”。[48]國內外研究者對修昔底德的貢獻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變論，用不變的“人性”解釋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闡明戰爭的起因。國內有學者批評他用抽象的“人性”來解釋歷史，對此似乎應做具體分析。因為實際上，他的人性論是其人本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樸素的歷史唯物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他看來，人性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權力欲、虛榮心、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體內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時對此做過比較集中的闡釋（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與繁榮的社會條件下，城邦和個人尚能遵守比較高尚的準則。但是，當戰爭和內亂導致人們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時，人性的惡的一面就會急劇膨脹，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從而出現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暴行。具體表現在：“奪取政權時更加陰險狡詐，報復政敵時更加殘忍無忌”；社會良知盡失，道德淪喪；魯莽即勇敢，謹慎即懦弱，耍陰謀搞詭計成功是頭腦精明的表現；“誇誇其談的人總是被信任，而反對他們的人總是受到猜疑”；“復仇比自衛更重要”；一切規則和法律都可以違反，所有條約和諾言都可以背棄；混亂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為他們不瞻前顧後，敢於魯莽行事。當然，修昔底德認為並不是所有介入政治鬥爭的人皆出於個人目的，有時一些人瘋狂地投入動亂不是為了圖利，而是因為不可遏制的一種激情。這樣，修昔底德實際上是力圖從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會存在，來尋求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答案[49]。但由於這種觀點的出發點是人性不變論，因而它在本質上又是形而上學的。[50]

關於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場，有的學者認為他“站在奴隸主民主派的立場上，贊成民主政治，反對貴族政治”，“同情伯裏克利派的溫和民主黨，反對激進民主黨”。[51]要正確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場，必須弄清雅典國家的發展脈絡和主要矛盾的變化。為此首先應該對雅典國家的階級結構及其發展演變作一簡要分析。公元前6世紀以後，雅典城邦（公民集體）內部諸集團、諸階層之間經過長期的錯綜復雜的磨合和鬥爭，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斷得到調整，他們的共同利益逐步大於他們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也正是雅典不斷向外擴張的內在原因。波斯戰爭以後，雅典人利用他們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剝奪原提洛同盟諸邦的主權，侵占其領土，使雅典國家的版圖不斷擴大，人口激增。亞裏士多德指出，“由於國家日益壯大，而錢財也斂聚了很多”，雅典當政者“就勸告人民，放棄農事，入居城市，務以取得領導權為目的……人民采納了這種勸告，並獲得了霸權，於是對待盟邦，更加專橫”，“他們又按照阿裏斯提德斯的建議，為大眾準備充足的糧食供應；因為貢金、征稅和盟邦捐款的綜合所得，足以維持2萬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紀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發展，是雅典國家機構強化的突出表現，也是雅典奴隸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實質是雅典人對異邦人（非雅典人）的壓迫和剝削逐步得以鞏固和加強。到伯裏克利時代，雅典國家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雅典人內部諸集團之間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眾多異邦人之間的矛盾；對於雅典帝國境內眾多的臣民和奴隸來說，“雅典人”不僅僅是指雅典公民集體，還意味著他們是統治者的集體，奴役者、剝削者的集體。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說到雅典人，有時使用“統治著帝國的城邦”，有時把城邦（公民集體）與君主相提並論（II. 63，65；VI. 85）；在論及波斯戰爭的後果時，他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圖取代波斯國王來奴役這些希臘人，戰爭的結果對希臘人而言只不過是換了個主人而已，新主人確實比舊主人更聰明，但新主人卻是更聰明地作惡”（VI. 76）。在總結近百年雅典歷史時，他寫道：“在廢黜僭主統治以後的大約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這個時期不僅沒有屈從於任何人的統治，而且在這期間的一半以上的時間裏是習慣於統治其臣民的。”（VIII. 68）這些論述都顯示出，修氏對當時希臘的國際關系和政治現實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