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幾個相關問題（第2/7頁）

毫無疑問，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他熱愛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體。因此，凡是對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擁護，凡是不利於雅典人的他都極力反對。修昔底德就是站在這樣的階級立場上，對於大權在握、左右政局的伯裏克利贊賞有加，對於伯氏死後雅典政壇爭權奪利、群龍無首的局面憂心忡忡；因為他明白，伯裏克利就是雅典人統治異邦人的領袖，伯裏克利的內外政策是以為雅典人謀福利為根本出發點的，而雅典人的團結是他們分享現有成果的保障。同時，他對於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銳的批評，而對於統治階級內部所達成的和解則深表贊同和支持。他在評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變者取代這一歷史事件時，寫道：“在這種新憲法實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個未曾有過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時代是這樣的。因為它使得少數的上層階級和多數的下層階級之間的鬥爭得到適當的和解，這種和解首先使國家在歷經劫難之後，能夠重新振作起來。”（VIII. 97）可見，一方面，他認識到這場戰爭事關雅典人的榮辱和命運，按他對人性的理解，戰爭的爆發就是一場“悲劇”上演的開始，悲劇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盡所能為雅典的內外政策做辯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編寫大量演說詞的做法，恐怕不宜簡單地歸之於時代風尚的影響。

自古典時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觀歷史學的楷模。他對歷史記載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視為歷史學家的表率。19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學者一直推崇其如實直書的“客觀主義”精神，有學者說他“從不黨同伐異；如果不是他自己經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話，天真的讀者有時會弄不清他是哪國人士”。[54]的確，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靜的史筆，寓褒貶於敘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時代、超階級的客觀主義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場合是通過歷史人物的對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的。如戰爭爆發前雅典人在斯巴達的發言（I. 73—78），伯裏克利的葬禮演說，關於米提列涅人的命運的辯論（III. 37—48），雅典人與米洛斯人的對話（V. 85—113），等等。貫穿於這些演說詞的一個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夠強大的，是有資格統馭臣屬諸邦的，而弱者屈從於強者是天經地義的。[55]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國形成時，竟然認為雅典人逐個剝奪原提洛同盟諸邦的主權，也是由於“同盟者自己的過失”（I. 98—99）。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奴隸主階級的強盜邏輯。

大概也正是由於同樣的原因，雖然修昔底德深知經濟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卻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損於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實。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庫移至雅典，實際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諸邦的巨額公共基金（約8000塔連特）。而這恰恰是伯裏克利時代雅典人大興土木和軍事擴張的主要財源，在當時也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為了籌集軍費，大大提高了屬國貢金數額，由戰前年均600塔連特增至將近1460塔連特，這在面向公眾上演的戲劇中亦有所提及，說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56]作為國家最高軍政首腦之一的修昔底德，絕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達在戰爭期間為了擊敗對手，都力爭聯合更多的力量。希臘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觀火，虎視眈眈，由於財力雄厚而成為雙方爭取的對象。然而，修氏在記載斯巴達與波斯結盟的具體史實時著墨甚多，而在談及雅典與波斯勾結的情況時則閃爍其詞，有意回避。[57]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奴隸制時代的爭霸戰爭，對於雙方來說都是非正義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戰爭起點敘述中所透露出的傾向性，說明他明顯在為雅典開脫和辯護。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亞作為戰爭的起點，似乎拉棲代夢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壞“三十年和約”而打響“第一槍”。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經出兵協助科基拉人作戰，並且在一場希臘人之間空前規模的海戰（參戰戰艦總數達260艘）中直接進攻科林斯的艦隊。盡管修氏一再強調這種行為是出於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慮，並說雅典人在交戰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動（I. 48—49）。同樣，修氏對於與雙方開戰密切相關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麥加拉法令”應該了然於心，但他卻三緘其口。此事發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個時間，是這場大戰開戰的標志。這就是說，站在拉棲代夢的角度來看，這場大戰在修氏所說開戰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經打響。由此似乎也間接證實色諾芬認為這場大戰“持續28年半”的說法。[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