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展成為一位決策者（第3/4頁）

我問過鮑威爾將軍，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他最重要的決策是什麽。他回答說：“我會提起一個或兩個，但我要提醒你，我不太願意回答采訪者要我說‘最好、最多、最差、第一個或最後一個’之類的問題，因為那會使你忽視問題的本質背景。但是，既然你問起這個問題，我也不能讓你完全失望。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並不是“沙漠風暴行動”，因為它就像順水推舟一樣是逐漸成形的。當它最後要發動時並不是太難的決策，我們知道它早晚會發生。巴拿馬事件對我來說是一個較尖銳與緊迫的決策，因為它來得太突然。我們從一個非常寧靜的周六晚上，在短短的 12 小時內決定派兵入侵一個國家。”

鮑威爾將軍描述在 1989 年 12 月 17—18 日這個周末中，巴拿馬總統諾列加（Noriega）國防軍的一員如何槍殺了一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當時，4 位軍官穿著便服開車到巴拿馬市去用晚餐，他們在路上被巴拿馬國防軍設置的路障擋住。當這些巴拿馬士兵要把美國人拉出車外時，車子的駕駛員猛踩油門想要離開，巴拿馬士兵立即對他們開槍，導致一位陸戰隊少尉羅伯特·帕茲（Robert Poz）當場死亡。事件在隨後的周末越變越糟。巴拿馬國防軍逮捕了一位親眼目睹他們暴行的海軍上尉和他的太太。他們把這位上尉毒打一頓，並且以死威脅他不可將此事宣揚出去。他的太太還被迫站在墻邊，被巴拿馬士兵猥褻到驚昏過去。

鮑威爾將軍馬上召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與會人員包括陸軍的卡爾·弗諾（Carl Vuono）、空軍的拉裏·韋爾奇（Larry Welch）、海軍的卡爾·特羅斯特（Carl Trost）和陸戰隊的阿爾·格雷（Al Gray）。鮑威爾將軍立場很明確地表示巴拿馬國防軍的行為絕不能容忍。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無異議地接受了總部在巴拿馬的美國南方司令部指揮官馬克思·瑟曼（Max Thurman）將軍的計劃，也就是派軍隊進入巴拿馬，推翻諾列加的政府，重新建立一個通過民主方式選舉的巴拿馬政府。

198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鮑威爾將軍到布什總統在白宮的私人辦公室向他作簡報。當時在場的還有國防部長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國務卿吉姆·貝克（Jim Baker）及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鮑威爾說：“我一開始就表明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要推翻諾列加和巴拿馬國防軍。如果這個行動成功的話，我們將治理這個國家直到建立一個平民政府和一支新的國防軍。因為這個計劃遠超過只要把‘諾列加趕出去’的單純目標，我講完後就停下來讓大家有時間注意到整件事情的含義。

“布什總統坐在一把高腳椅子上，像個守護神一樣觀看我們的爭辯，當時他所有的顧問們正嚴厲地檢驗這個議案。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有一種令人必須努力調適才能接受的惱人鋒芒，但是他也有令人敬佩的聰明智慧與良好意圖。他不會給總統一個安心的幻象，斯考克羅夫特說：‘這個提案會有傷亡，有人會因此而戰死。’總統也點頭表示了解，並讓這個辯論繼續。”

鮑威爾指出美國之所以要介入的理由有幾點，諾列加正在偷運毒品進入美國，謀殺了一位美國陸戰隊隊員，他也常拿美國在運河區的權益來威脅美國，並且藐視民主制度。

這個問題大家一再討論，而且愈討論愈深入，討論的議題也快速轉移，直到它好像正在偏離當前決策的主題。布什總統在聽完每個人的意見之後，他扶著椅子扶手站起來說：“好了，我們做吧。”

如同艾森豪威爾及其他將領有必須承擔決定人們生與死的重責一樣，鮑威爾也有焦慮與寂寞的時候：“在派遣軍隊進入巴拿馬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個人獨自坐在黑暗的汽車後座上，心中非常不安。我將要參與並促成發動一次戰爭，這場戰爭將會有人因之受傷流血。我的決定是否正確？我的建議是否合理？國內寒冷的天氣是否會影響到空運能力？如果這樣，我們將如何支援補給已經在巴拿馬的軍隊呢？我們會有多少人員傷亡？有多少平民會在這場戰爭中喪生？所做的這一切是否值得？就寢後，這種自我懷疑仍整夜揮之不去。

“我在 12 月 19 日周二一早到國防部時，發現聯合參謀部主任邁克·卡恩斯（Mike Carns）中將領導的聯合參謀群及在巴拿馬馬克思·瑟曼的南方司令部參謀群對整件事都掌握得非常好。陸軍中尉霍華德·格拉夫（Howard Graves）非常有技巧地把所有軍事計劃與國務院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政治與外交努力融合得相當好。所有可能疏忽的地方都被處理了。我們已經‘一切準備就緒’了。我的信心快速恢復。我對許多事情的憂慮一掃而光，就像暴風雨前的寧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