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謀殺了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

愛德華·斯萊辛斯基（Edward Śleszyński）說：“在我父親布羅尼斯沃夫·斯萊辛斯基的谷倉中，許多猶太人被燒死了。我沒有親眼看到，因為那天我一直待在烘焙房裏，但我當時從耶德瓦布內其他居民口中得知，全程都是波蘭人在動手，德國人所做的只不過是拍拍照片。”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說：“我想要強調，德國人並沒有參與對猶太人的屠戮，他們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記錄波蘭人是如何虐殺猶太人的照片。”米奇斯瓦夫·吉爾瓦德說：“猶太人是被波蘭民眾謀殺的。”

尤利婭·索克沃夫斯卡（Julia Sokołowska）彼時是德國憲兵隊的廚娘。在調查拉莫托夫斯基案期間，她也接受了詢問。她在1949年1月11日給出了以下證詞：

1941年，德國占領軍入侵波蘭領土之後幾天，耶德瓦布內的居民，夥同德國人，就開始殘殺他們的猶太鄰人。他們在鎮上殺害了超過1500名猶太裔居民。我要強調的是，我並沒有看到任何德國人毆打猶太人。德軍甚至把三名猶太婦女帶到他們的憲兵前哨站，並向她們保證她們不會被殺，所以我把她們鎖了起來，把鑰匙交給那個讓我做這件事的憲兵。他還命令我給她們提供食物，所以我做了些吃的給她們。當事情結束，一切平息後，這些猶太婦女就被放走了，她們住進了憲兵隊附近的一棟房子裏，開始為前哨站工作。德國人沒有打過猶太人；波蘭人卻殘忍地屠殺猶太人。德國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後他們向世人展示了波蘭人是怎麽殺猶太人的。

索克沃夫斯卡接著歷數了參與屠殺的15個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親和兒子，或者兩兄弟）。她指出了誰用木棒打了猶太人，誰用了“橡膠（短棍）”，她還補充了一個關於德國人對那天事件的參與的有趣細節：“那時我是憲兵隊的廚娘。我看見歐根紐什·卡裏諾夫斯基來找憲兵隊的指揮官，請後者分配給他一些武器，因為‘他們’不願意去—他沒有明說到底是誰不願意去。隊長立刻站起來說，我不會給你武器的，你想幹嗎就幹嗎去吧。接著卡裏諾夫斯基轉身離開，他迅速跑出鎮子，繼續去追殺猶太人了。”

有趣的是，四個月後，即在5月，對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訴公開審理時，證人的態度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審期間只提供了很少的陳述，他們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訊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極不願意出庭做證，她最終說出了這句非常不同尋常的話：“事發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我為他們燒了晚飯。有這麽多憲兵在鎮上，因為他們是從其他前哨站來的。”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大屠殺發生的當日，耶德瓦布內有這麽多德國官兵。提供這個信息的人為他們做了一頓飯，因此她應該不會記錯。

對於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態度的轉變，我沒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畢竟，不論是1949年5月在沃姆紮的法庭上，還是四個月前在調查扣押期間，他們都只能聽任安全警察的擺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知，對當局而言，此案並非一起重點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識，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的辯護律師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說的話會讓自己的罪名坐實，也會“牽連”彼此。除此之外，在開庭之前，他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向其他證人施壓，畢竟這是一個很小的鄉村社會。

在德軍占據的最後幾年裏，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波蘭民族主義地下組織——民族武裝部隊（National Armed Forces，簡稱“NSZ”）—在這片區域內非常活躍，許多人在戰後依然“待在樹林裏”。在“人民的波蘭”（波蘭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場殘酷的“類內戰”（quasi-civil war）在比亞韋斯托克省持續了數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內就被一支名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隊占領了幾個小時。在官方宣布“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波蘭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和“樹林裏的男孩們”依然很懼怕這片區域的居民。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個小鎮社區中地位較低的人，很可能被說服而去更改她的證詞—這份證詞本來會牽涉鎮中的大量居民。舍此以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沃姆紮安全部的檢方對這起案子並不是很上心。

不過，不論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壓，她在庭上的證詞並非無人質疑。1949年8月9日，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羅爾·巴登對他先前在沃姆紮地方法庭的上訴做了一次“補充陳述”：

在庭審過程中，證人尤利婭·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內憲兵隊前哨站的前廚娘，做出聲明說，在猶太大屠殺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和同等數量的憲兵在鎮上，她還為他們做了晚飯。這份陳述是偽證，因為那天我就在憲兵隊前哨站的院子裏工作，我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我去了[當地一個貴族的]莊園裏的工具棚好幾次，我經過了他們召集猶太人的那個廣場，在那兒也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另外，她說用一個小爐子為60人準備晚飯，這也很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