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裏達普頓太太家迎來了新房客,這是一位留著灰色長須的老年紳士。他租下了康斯坦特先生生前住過的兩間房子,開始在那裏安度晚年生活。房東一般無法在市場上把鬧鬼的房子(據說常有冤魂在這類發生過謀殺案的房間中遊走)租出高價。如果“巴爾福爵士的手段”能夠把物價水平降低到農民可以承受的水平,那麽整個愛爾蘭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不過這位新房客為租下這兩間房卻付出了不菲的租金,人們不由得懷疑起他是否對鬼魂有什麽特殊的偏好,進而又猜測他可能是鬼魂研究會的一員了。鄰居們把他想象成又一個瘋狂的慈善家,但他並沒有做出任何顯得神智不正常的舉動。莫特萊克經常會在樓梯過道間遇見這位新房客,但他根本沒對老人費什麽心思,需要他關心的事實在是太多了。雖然他在工作上比以往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但卻仿佛失去了工作的原動力。有時他讓自己沉浸在對演講的癡迷中——通過對不公的憎恨以及對弟兄們苦難的同情來發泄自己;但大多數時候他只是一個人埋頭苦幹著。有時他也會有一些短途的旅行,今天在這個小城鎮,明天又換個地方。各處聽演講的仰慕者都發現他臉色憔悴,給人一種勞累過度的感覺。於是就有人開始討論籌集一點經費資助他到歐洲大陸度假的事情——讓他去享受一個靠他每周幾英鎊收入無法得到的假期。那位新房客無疑會參加這次募捐行動,他像是很喜歡在莫特萊克外出的夜晚出入其房間。每當這時,他會盡量不發出聲音以免吵著一墻之隔的房東太太。畢竟,溫普是個安靜的男人。

一月二十一日在不知不覺中來到了,東倫敦處於一片歡騰之中。格拉斯頓先生同意出席為阿瑟·康斯坦特肖像揭幕的典禮,這幅畫像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捐贈給弓區工人假日俱樂部的,這將會是一次盛大的典禮。這個典禮與黨派政治無關,因此不論是保守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都認為自己有向主辦人索票的權利。更不用說那些尊貴的夫人們了。大多數工人委員都希望能親自參加這次聚會,所以外界索票的申請十有八九都被組委會拒絕了,這種情況並不鮮見。組委會委員們內部議定在分配門票時不考慮男女平等的因素,這也是勸退那些說起話來和格拉斯頓先生一樣滔滔不絕的女眷的唯一辦法。每個委員會的成員回家都會告訴自己的姐妹、姑嬸以及遠房的女眷,其他委員都堅持把票讓給了別人,作為少數派的自己怎麽好意思再去要票呢?

克勞先生並不是工人俱樂部委員會的成員,但他十分期盼能夠聆聽他所輕視的那位演說家的演講。幸運的是莫特萊克先生還記得鞋匠希望聽他演說的願望,在典禮的前夜特地送來了一張門票。當他還在為得到門票而感到高興的時候,丹齊爾·坎特科特在不辭而別三天後突然回家了。他全身衣服又臟又亂,帽子歪斜,絡腮胡糾結著,眼裏布滿了紅色的血絲。鞋匠看到他的模樣時,差點把手中的門票掉在地上。“嘿,坎特科特!”他招呼道。“發生什麽事了?這幾天你去哪兒啦?”

“忙死我了!”丹齊爾說。“快給我來杯水吧。我的嗓子現在和撒哈拉沙漠一樣幹。”

克勞進裏屋拿水,費盡全力不讓克勞夫人知道他們的房客回來的事。在詩人離家期間,“孩子他媽”毫無顧忌地大發了一通牢騷,她用的那些詞匯與詩人這麽文雅的職業一點也不相稱,她不假思索地把詩人稱為寄生蟲和卑鄙的騙子,說他一定是為了躲避房租而溜走了。她斷言自己的混蛋丈夫再也不可能看到那個壞蛋了。不過,這次克勞夫人的判斷顯然是錯的。丹齊爾又回來了。但克勞先生並沒有產生絲毫勝利感,他並不準備到妻子的面前宣告“看看!他不是回來了嘛”。在他的悲苦生活中,這樣的時刻本應為他帶來比宗教更大的安慰。不幸的是,取水必須要去廚房。他是個有節制的男人,因此中午拿水喝的反常行為還是引起了克勞夫人的注意。他只得把詩人回歸一事向夫人和盤托出。克勞夫人馬上跑進店鋪以驗證丈夫的說辭。克勞只能沮喪地跟在她的身後,盯著一路上從杯中流下的一串溢出的水珠。

“你這個沒用、愚蠢的廢物,他到哪兒——”

“哎,孩子他媽。讓他喝點水吧。坎特科特先生渴了。”

“他會關心我的孩子是否挨餓嗎?”

丹齊爾貪婪地把水一飲而盡,好像喝的是白蘭地一樣。

“夫人,”丹齊爾咂著嘴說,“我非常關心你的孩子,生命中沒什麽事能比聽到一個小孩,一個可愛的孩子——世上最美麗的生靈,在挨餓更讓我感到悲傷的了。你對我有誤會。”他的聲音顫抖著,仿佛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淚水開始湧出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