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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

伊斯凡路

“誰？”門內傳來一聲輕喊，聲音細小而恐懼。哈利透過磨砂玻璃可以看見她的身形輪廓。

“我是哈利·霍勒，我們剛剛通過電話。”

門打開一道縫隙。

“抱歉，我……”

“沒關系。”

辛娜·尤爾敞開大門，讓哈利走進門。

“尤爾出去了。”她露出抱歉的微笑。

“我知道，你在電話裏說過，”哈利說，“其實我是想跟你請教幾個問題。”

“我？”

“可以嗎，尤爾太太？”

尤爾太太領著哈利進來。她的鉛灰色頭發十分濃密，挽成個髻，再用一枚老式發夾固定。她渾圓的身體左右輕擺，令人聯想到柔軟的擁抱和美味的食物。

比勒擡起頭，看著他們走進客廳。

“你先生一個人出去散步？”哈利問。

“對，咖啡館不讓狗進去。”辛娜說，“請坐。”

“咖啡館？”

“他最近的習慣，”她微微一笑，“去咖啡館讀論文。他說不坐在家裏，腦筋轉得比較快。”

“也許有點道理。”

“絕對有道理，而且還能做做白日夢吧。”

“你覺得會是什麽樣的白日夢？”

“這個嘛，我不知道。也許可以想象回到青春年華，在巴黎或維也納的路邊咖啡館喝咖啡。”她臉上又掠過抱歉的微笑，“不說這個。要不要喝點咖啡？”

“好，謝謝。”

辛娜走進廚房。哈利細看墻上的裝飾，見壁爐上掛著一幅年輕男子的肖像，身穿黑色披風。哈利之前來尤爾家，並未注意到那幅肖像。披風男子的站姿稍嫌誇張，眼睛遙望畫家身後遠處的地平線。哈利走到肖像前，見畫上嵌著一塊銅制銘牌，寫著：奧布雷嘉·康涅裏·尤爾，一八八五-一九六九，醫學顧問。

“那是尤爾的父親。”辛娜說，端著一托盤的咖啡用具回到客廳。

“原來如此。你們有好多肖像。”

“對啊，”她放下托盤，“那幅肖像旁邊是尤爾的外祖父方納·舒曼醫生，他是伍立弗醫院在一八八五年創立時的創辦人之一。”

“這位呢？”

“尤納斯·舒曼，國立醫院的顧問。”

“那你的親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著哈利，“什麽意思？”

“你的親戚在哪裏？”

“他們……在別的地方。要加奶油嗎？”

“不用，謝謝。”

哈利坐了下來。“我想問你一些二戰的事。”他說。

“不會吧。”辛娜沖口而出。

“對不起，不過這件事很重要，可以請教你嗎？”

“我聽聽看吧。”她說著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戰時你是護士……”

“對，在東線，我是叛國賊。”

哈利擡起雙眼，辛娜冷靜地看著他。

“我們這些叛國賊大概有四百人，戰後全被判刑。雖然國際紅十字會曾經向挪威當局懇求終止所有刑事訴訟，我們還是被判了刑。挪威紅十字會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爾的父親，就是照片裏的那位，動用關系替我減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幫助過兩個抵抗軍男性成員，而且我從來沒加入過國家集會黨。你還想知道什麽？”

哈利凝視自己的咖啡杯，突然想到奧斯陸有些較高級的住宅區竟如此安靜。

“我想問的不是你的過去，尤爾太太。你還記得前線有一個挪威士兵叫蓋布蘭·約翰森嗎？”

辛娜往後縮了縮。哈利知道他問對了人。

“你到底想知道什麽？”辛娜面容緊繃。

“你丈夫沒跟你說過嗎？”

“尤爾什麽事都不會跟我說。”

“原來如此。我正在查幾個去過森漢姆並且上過前線的挪威軍人。”

“森漢姆，”她輕聲復述，“丹尼爾去過那裏。”

“對，我知道你跟丹尼爾·蓋德松訂過婚，辛德·樊科跟我說過。”

“那是誰？”

“一個前線老兵，你丈夫認識的抵抗軍成員。辛德建議我找你問有關蓋布蘭的事。辛德中途叛逃，所以不知道蓋布蘭後來怎樣了。不過另一個名叫愛德華·莫斯肯的老兵跟我說，一枚手榴彈在戰壕裏爆炸，爆炸後的事他就不清楚了，但如果蓋布蘭活了下來，應該會被送到戰地醫院。”

辛娜的嘴唇在顫抖，比勒緩步走來，她把手指埋入比勒的剛硬厚毛中。

“我記得蓋布蘭，”她說，“丹尼爾從森漢姆寫來的信和我在戰地醫院收到他寫來的紙條上，有時會提到蓋布蘭。他們兩個人很不一樣。我想，蓋布蘭像他弟弟似的。”她微微一笑，“丹尼爾身邊的男人大都會表現得像他弟弟。”

“你知道蓋布蘭後來怎麽樣了嗎？”

“就像你說的，他後來被送到戰地醫院。那時我們的戰區開始被蘇聯軍隊攻陷，我軍展開全面大撤退，醫院在前線得不到醫藥補給，因為所有道路都被四面八方擁來的撤退車輛堵住了。蓋布蘭傷得很嚴重，尤其是他膝蓋上方的大腿部位卡了一枚彈殼碎片。他的腳長滿壞疽，面臨截肢的命運，所以我們不再苦等永遠送不到的醫藥補給，把他擡上車，讓他跟隨撤退車輛往西邊去。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卡車後車廂，他滿臉胡須，身上蓋著毯子。卡車輪胎陷入有半個車輪高的春泥裏，他們花了一小時才繞過第一個彎道開上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