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97年5月24日（第4/20頁）

“難道這是什麽輕微的傷害嗎？很有可能會影響孩子一輩子的！如果孩子馬上就能忘了的話，就更不當回事了嗎？”

“這跟針對女性的性犯罪一樣。女性受到性侵犯可能形成影響她一生的心理障礙，但刑法上對這種犯罪的處罰從來就很輕。法律只對眼睛看得見的傷害問罪。”

“這是公平的嗎？”梁平頂了他一句。

笙一郎一聲苦笑：“你纏住我不放有什麽用？這麽跟你說吧，法律這東西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從加害者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制定的。”

“加害者立場？”

“也許應該說是大人的立場。我指的是那些足以使用權力和暴力的大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人。不管怎麽說，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算從受害者的角度考慮過了，實際上也很少站在受害者的立場，很少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這種現象當然不僅僅局限於法律。我覺得，首先，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從象征性的意義上來講，就是從加害者的立場被看待，被計劃，被構成的。”

“你還是那個歪理一大堆的家夥，一點兒都沒變。我一直是現場主義，物證第一主義。象征性的意義？我不懂。”

“加害者的立場，簡單而言就是：我已經幹了，你有什麽辦法？我已經謝罪了，您就別老是在那裏嘮叨了。忘掉這事兒，好好過你的日子去吧！您要是忘不了，那可就是您自己的事兒了。就這麽個意思吧。”

“那麽受害者的立場呢？”

“很簡單，當一回受害者你就明白了。”

“要是當不了呢？”

“就假裝是當了。”

“照你這麽說就沒轍啦？受到傷害的人的氣憤之情就不能得到正確對待啦？”

“但是，不管你判他多少年，受害者也不可能真正痊愈啊。”

“那就看對受到的傷害是怎麽處理的了。受到了多大傷害，就得允許人家發泄多大的憤怒。被傷害的人當時腦子裏一片混亂，到底受了多大委屈，自己也說不明白。別人只對他說一聲忘了吧！罪犯呢，判了幾年，還弄個緩期執行，還可能免於起訴。那是一般人說忘就能忘的傷害嗎？能說不必重判，能說罪輕嗎？事實上，受害者是很痛苦的，連正常呼吸都做不到，也就是在那裏混日子罷了。是自己不正常吧？是自己不好吧？被傷害的人反而會有如此這般的煩惱。你最應該清楚這一點。對於那些無法發泄憤怒的孩子，那些自己責備自己的受害者，社會到底替他們出了多少氣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家裏人和周圍的親人替他們出氣也很重要。但是，有的受害者的親人都做不到這一點。所以，首先發言的應該是社會。社會首先應該對受害者說，你一點兒都不壞，你就盡情地發泄你的憤怒吧！受害者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才有可能醫治好心靈的創傷，重新站起來。你說是不是？”梁平以強有力的語氣結束了自己的話。

笙一郎小聲嘆了口氣：“這麽說，關於處罰，有必要考慮新的方式。”

“修改法律？”

“那倒不是。我指的是需要變換看問題的角度。只要現在的從加害者角度出發的思維方式不變，修改了法律，也不過是現行法律制度的延伸。也就是說，單純地加重處罰，只不過是簡單地擴大犯罪適用條款。判決之後對受害者說一聲，加上兩年刑，可以了吧？把這事兒忘了吧！僅此而已。正如你所說的，真正需要的是對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的救濟，給他們以站起來走向新生活的力量。這種救濟，加害者應該負擔多少，以什麽形式負擔更有效，還要具體考慮吧？”

“我不知道。有可能做到嗎？就算可能做到，受害者對罪犯的憤怒就能消除嗎？”

“你希望你父母怎麽做？”

“跟這扯不到一塊兒！”梁平低聲叫道。

停頓了一下，笙一郎繼續說：“說到底這不是專家們解決得了的問題。法官本人的好惡也好，甚至以一個普通市民的價值觀為基準的好惡也好，只有整個社會看問題的角度變到受害者一方來，判決和罰則才會有所改變。話雖然是這麽說，社會如果變成那個樣子的話，迄今為止如此發達的經濟是看不見的。社會看不到受害者受到的傷害，也許正是社會發展的原因吧。社會如果變成那個樣子的話，我的事務所就沒事兒幹了。沒變成那個樣子，我倒吃穿不愁了。”

聽著笙一郎自嘲的笑聲，優希很奇怪自己心裏對他們的談話為什麽毫無反響。優希感覺到他們的談話跟過去的事情有關，所以在心裏築起一道墻，拒絕接受談話的內容。優希置身圈外，只把他們的談話當作一般的議論。她的聽覺和感情之間的墻壁是很厚的。

“她怎麽還不回來？是不是找不著了？”笙一郎從隔扇的縫隙往外一看，正好跟優希的目光撞在一起，“怎麽啦？站在那兒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