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羅傑疑案[1]

——《摩格街謀殺案》續篇

Es giebt eine Reihe idealischer Begebenheiten, die der Wirklichkeit parallel lauft. Selten fallen sie zusammen. Menschen und Züfalle modificiren gew？hnlich die idealische Begebenheit, so dass sie unvollkommen erscheint, und ihre Folgen gleichfalls unvollkommen sind. So bei der Reformation; statt des Protestantismus kam das Lutherthum 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會與真實情況相似。它們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環境會在總體上改動理想中的一連串事情，使之顯得不盡完美，從而其結果也同樣無法盡善盡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來的卻是路德教。

——諾瓦利斯[2]《精神論》

即使是最鎮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對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種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驚訝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備一種不可思議的特性，而這種純粹的巧合是具備才智之人無法接受的。這樣的情緒——因為我所說的半信半疑絕不具備充分的思維能力——這些情緒很少被徹底地壓制住，除非借助機會學說，或者，用科學的術語來說，即概率演算。從實質上說，這個演算純粹是數學性的；因此我們就把科學中的極盡嚴格與精確作為異例，運用於思維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與精神性之中。

依據時間的順序，我要應約昭於公眾的那些不可思議的細節，起初的發展是一系列令人費解的巧合，其後，或者說最終的進展會讓所有讀者認出，這是在隱射不久前瑪麗·塞西莉亞·羅傑斯在紐約被謀殺的事件。

大約在一年前，在一篇題名為《摩格街謀殺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 C·奧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維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處，我沒曾想到自己還會繼續這個話題。當時，我對這種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構思；而且這構思在例證杜潘特性的一連串混亂的事實中得到了充分證實。我還可以引證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贅言了。不過，最近一些事件的發展很令人驚訝，促使我進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詳情，這些細節會帶有一種強制性的招供意味。在了解了我最近所聽說的事之後，如果我依然對很久以前的所見所聞保持沉默的話，我就會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萊斯巴拉葉夫人和她的女兒之死的悲劇結束之際，杜潘爵士立刻從心中擯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變化無常的幻想中。我向來喜歡抽象概念，就很樂於順應他的心情；並繼續住在我們位於聖熱爾曼區的居所中，我們不考慮未來，寧靜地安睡於現在，將周圍沉悶的世界編織成夢幻。

但是這些夢並非完全不受幹擾。我早就說過，杜潘在摩格街戲劇性事件中的表現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膾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從不對其他任何人解釋破案時那些推論上簡潔利落的特點，甚至連警察局長也不了解。難怪這事件理所當然地被認為幾乎是奇跡，或者說他所具備的分析能力被歸結為直覺。他的直率原本會打消任何質疑者持有的這種偏見；但是他懶散的脾性卻終止了人們對這一他早已不感興趣的話題做進一步的爭議。就這樣，他才發現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點人物；並且，轄區中的案件也沒少勞煩他。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案子就是那個名叫瑪麗·羅傑的年輕女子的謀殺事件。

此事件大約是在摩格街慘案發生的兩年之後。瑪麗是寡婦埃斯特爾·羅傑的獨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讀者一看就會引起注意。她自幼喪父，從她父親的死一直到被我們所論及的那場謀殺的前十八個月，她和母親一直共同住在聖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裏經營一個膳宿公寓，由瑪麗幫著照料。就這樣，一些事情在女兒二十二歲時發生了，她非凡的美麗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宮的底層開了一家店鋪，主顧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惡棍。勒布朗先生[4]意識到漂亮的瑪麗來光顧他的香料店會帶來諸多好處；他那慷慨的供職提議被這姑娘欣然接受了，盡管夫人多少還是有些顧慮。

那位店老板如願以償，他的店鋪頓時因為這個活潑動人的女店員而變得眾所周知。她被他雇用了大約一年時間，然後突然失蹤了，這令她的崇拜者們感到無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無法對她的離開作出解釋，羅傑夫人為此心煩意亂，驚惶焦慮。報紙立刻抓住這個話題，警察正準備著手進行嚴格的調查。然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在失蹤了一個星期後，瑪麗健健康康地又出現在了她往常站的那個香料櫃台，只是她多少有些憂郁。除了帶有私人性質的詢問，所有的調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樣，表明自己對此事一無所知。瑪麗和母親一起回答了所有的問題，說上一周她是在鄉下的親戚家度過的。於是這事件就平息下來，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於那個姑娘，她借口要從人們的好奇心所導致的無禮中擺脫出來，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辭呈，然後在聖安德烈街她母親的住所隱居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