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竊的信

Nil sapientiae odiosius acumine nimio.[1]

——塞內加

巴黎，18××年的某個傍晚，秋風陣陣，我和朋友C·奧古斯特·杜潘一起，在他位於聖日爾曼區杜諾街33號四樓住宅後廂的小書房，或稱藏書室裏，悠閑地享受著沉思和用海泡石煙鬥抽煙的雙重樂趣。我們倆至少有一個鐘頭深深沉浸在無語之中，隨便哪個人都能看出，我們都專注地看著那使屋裏氣氛顯得凝重的一圈圈青煙而出神。至於我，我正琢磨著黃昏初上之時兩人所交談的幾個話題，我指的是摩格街的事件，以及關於瑪麗·羅傑被謀殺的謎案。因此，當公寓門一開，走進了我們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的G先生時，我覺得那完全是一種巧合。

我們對他表示了由衷的歡迎，這個人，雖然讓人有點瞧不起，倒也能讓人樂一陣，而我們也有幾年沒見他了。我們一直在暗處坐著。此時杜潘站起身來想點上燈，但一聽G先生說是來向我們請教，或者說是來向我的朋友請教，想聽聽他關於某件十分麻煩的公務的意見，便沒點燈又坐了回去。

“如果這是一樁需要動腦筋的事情，”杜潘說著並沒有去點上燭芯，“我們還是在暗處談論的比較好。”

“這是你的又一個怪異念頭，”警察局長說道。這位局長習慣於把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都說成“怪異”，因此便身處於“怪異”軍團之中。

“千真萬確，”杜潘說著給這位來訪者遞上了一支煙鬥，又往他跟前推了把靠椅。

“這回是什麽難事啊？”我問道，“但願別又是什麽謀殺之類的。”

“呵，不是，根本不是那档子事。其實，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簡單，我絲毫不懷疑我們自己就能很好地解決它，可是我轉念一想，也許杜潘先生願意聽聽其中的細節，因為這件事的確太怪異了。”

“既簡單又怪異，”杜潘說道。

“沒錯，也不完全那樣。實際情況是，這件事一方面十分簡單，可又讓我們怎麽也摸不著頭腦，這讓我們都覺得疑惑不解。”

“也許正因為事情簡單才讓你們做不好，”我朋友說道。

“你這是在胡說八道些什麽呀！”警察局長開心地大笑著說道。

“也許其中的神秘太明顯了，”杜潘說。

“天呐！誰曾會動過這樣的念頭？”

“有點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來訪者給逗樂了，大笑起來，“咳，杜潘，你這是要讓我笑死啊！”

“到底是件什麽樣的事情？”我問道。

“好，聽我告訴你，”警察局長說著長長地、緩緩地、深沉地吐了口煙，在椅子上端坐好身子。“我用不了幾句話就全告訴你們了。但在我細說之前得先警告你們，這件事可是絕密的，要是讓人知道了我把它泄漏給了別人，我這位子很可能就得丟。”

“說吧，”我說道。

“要麽別講，”杜潘說道。

“那好吧。我從上層得到一個私人信息，王室又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被竊。竊走這封信的人查到了，這一點毫無疑問，有人看見他拿的。而且文件還在他手裏，這一點也清楚了。”

“是怎麽知道的？”杜潘問道。

這位局長說道，“文件一旦從偷竊者那裏出手——就是說，根據他肯定設計好的目的來處理這份文件——就會發生某些結果，可實際上這樣的結果卻並沒有發生。因此，根據文件的性質，根據這樣的事實，這一點就很明顯了。”

“請說得再明確一些，”我說道。

“好吧，我可以說到這麽個地步，即掌握這份文件的人擁有了一種權力，而這種權力在某一階層中具有很高的價值。”局長挺喜歡這樣的外交辭令。

“我還是不甚明白，”杜潘說道。

“還不明白？咳，如果把文件透露給第三方——我們就不說他的姓名了——就會使一位地位極其尊貴的人士的名譽受到損害。這就使掌握這份文件的人占了上風，捏住了那位尊貴人士的把柄，並使其聲譽掃地，不得安寧。”

“可是，”我插了進去，“這樣的上風，必須是偷文件的人確信丟文件者知道他就是竊賊。誰竟敢——”

“這位偷文件的人，”G先生說道，“就是D大臣，世界上沒有他不敢做的事情，管他是丈夫之為還是小人之舉。偷的手法真是又聰明又大膽。這份文件——坦白地說，是一封信——是該文件的主人單獨在王宮裏時收到的。她正看著信，這另一位貴族突然闖了進來，她尤其不願意讓他看到這封信。匆忙中她試圖把信塞進抽屜，卻塞不進，只好把信攤開著擺在了桌子上。不過，信紙最上方寫的是地址姓名，下面的內容沒有展現出來，信便不太引人注意。就在這時候，D大臣進來了。他那山貓般狡詐銳利的目光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份文件，認出了地址姓名的筆跡，看出了收信人的慌張，揣摩出了她的秘密。他用慣常的方式匆匆地來了一遍公事公辦，便掏出了一封和桌上那封有點相像的信，展開來，裝出要看信的樣子，然後把它緊緊疊放在那封信邊上。他接著又聊了約十五分鐘時間，談的都是公事。最後，他告辭的時候，順手拿走了那封他沒有權利拿的信。而信的主人雖然看見了，卻因為還有第三方就站在她身邊而不敢喊出來。大臣溜了，把自己那封無關緊要的信留在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