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的陳述

摩斯坦小姐步伐穩重、姿態沉著地走了進來。她是一位年輕的金發女郎，身姿十分輕盈，戴著一副顏色搭配得當的手套，穿著一身最符合她風格的衣服。她的衣服簡潔而素雅，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個生活並不十分優裕的人。她衣服的面料是暗褐色毛呢，沒有任何花邊，更沒有裝飾，配著一頂相同色調的帽子，帽子邊緣插著一根潔白的羽毛。她的相貌雖然並不美麗，但是神采卻十分溫柔可愛，一雙藍色的大眼睛，精神飽滿，富有情感。我所見過的女性，可以說遠到幾十個國家和三大洲，可我從未見過如此高雅和聰敏的面龐。當福爾摩斯請她落座的時候，我發現她的嘴唇微微顫動，雙手發抖，顯示出情緒的緊張與內心的不安。

她說道：“福爾摩斯先生，我之所以來到這裏向您求助，是因為您當初曾為我的女主人西色爾·弗裏斯特太太處理過一起家庭糾紛。她對您的幫助深表感謝，對您的能力更是十分欽佩。”

他略微想了想，然後回答道：“西色爾·弗裏斯特太太啊，我記得曾經幫過她一個小忙。在我的印象當中，那件案子是再簡單不過的了。”

“可她並不這樣認為。最起碼，我所要請教的案子您可不能也說是很簡單的。我覺得，沒有什麽事情比我遇到的更加離奇、更加令人費解了。”

福爾摩斯反復搓著雙手，目光炯炯有神。他在椅子上微微欠了欠身，他那清秀而像鷂鷹的臉上頓時現出了精力高度集中的樣子。

“談談您的案情吧。”他用振奮而又莊重的語調說道。

我感覺自己在這裏有些不便，於是起身說道：“很抱歉，我失陪了。”

沒想到，那位年輕的姑娘伸出她那戴著手套的手阻止了我。“如果您願意多坐一會兒，”她說道，“或許可以給我更大的幫助呢。”

於是我便重新坐下。

她接著說：“簡而言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的父親是一名駐印度的軍官，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被送回了英國。我的母親去世較早，在國內又沒有什麽親戚，於是我就被送到愛丁堡讀書，在一所環境比較舒適的學校裏寄宿，直到我十七歲那年才從那裏離開。1878年，我父親——他是團裏資歷最老的上尉——請了一年的長假，回到祖國。他從倫敦發電報告訴我說，他已經平安到達了倫敦，正住在朗厄姆旅館，並讓我馬上前去見他。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電文中到處流露著慈愛。我到了倫敦，就馬上乘車前往朗厄姆旅館。管事的人告訴我，摩斯坦上尉的確住在那裏，可是自從前一天晚上出門以後，直到現在也沒有回來。我等了一整天，依然杳無音訊。到了夜裏，我接受了旅館老板的建議，到警察署報告此事，並在次日清晨的各大報紙上刊登了尋人啟事。然而，我們的尋找沒有任何結果。從那天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沒有得到關於我那不幸的父親的半點消息。他回到祖國，心中抱有很大希望，本來打算可以享享清福，可是沒想到……”

她用手輕撫著喉嚨，話還沒說完，早已泣不成聲。

“時間還記得嗎？”福爾摩斯翻開了他的記事本問道。

“他是在1878年12月3日失蹤的——大概有十年了。”

“那他所攜帶的行李物品呢？”

“還存放在旅館裏，行李當中找不到什麽可以稱為線索的東西——只有一些衣物和圖書，還有很多安達曼群島的古董，他過去曾在那裏做過管理囚犯的軍官。”

“他在倫敦有什麽朋友嗎？”

“據我所知只有一個——駐孟買陸軍第三十四團的少校舒爾托，和我的父親在同一個團裏。這位少校前段時間已經退伍，在上諾伍德居住。我們自然與他聯系過，可是他甚至連我父親回國的事都不清楚。”

“這真是件怪事。”福爾摩斯嘆道。

“我還沒有說到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呢。大約在六年以前——確切日期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一則廣告，說是征詢梅麗·摩斯坦女士的住址，並且說如果她回應的話，對她將是非常有利的，廣告後面並沒有署名，也沒有留下地址。當時，我剛到西色爾·弗裏斯特太太家裏做家庭教師。我跟她經過商量之後，就在報紙的廣告欄登出了我的住址。當天，就有人給我寄來一個小紙盒，裏面有一顆很大、很有光澤的珠子，盒子裏面沒有任何文字。從那天開始，每年到了這個日子，我都會收到一個同樣的紙盒，裏面裝有一顆同樣的珠子，可是我卻沒能找到有關寄者的任何線索。內行人看過之後，說這些珠子是稀世珍寶，價格不菲。請你們看看這些珠子，真的很好。”她一邊說著，一邊打開了一只扁平的盒子，於是我看到了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六顆上等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