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顏料商

福爾摩斯在那天早上心情很低落，一直在思考著什麽。這樣的心情會經常對他那靈敏而實際的性格造成影響。

“他被你看到了？”他問我。

“你指的是那個才走的老大爺？”

“當然是他。”

“你，我和他在門口碰見了。”

“你對他印象如何？”

“是個可憐人，無所事事、貧困潦倒。”

“沒錯，華生。令人憐憫和毫無作為。但難道他會一生都這麽令人憐憫和毫無作為嗎？整個人類的一個縮寫不正如他的經歷這樣嗎？我們追逐著，想得到那些。但最終我們得到了什麽東西呢？一團幻象，甚至比幻象更可悲——苦難。”

“你的主顧裏有他嗎？”

“嗯，我應該叫他這個。經常把他安排來。大夫治不了的病人就把他們移交給江湖郎中，就跟這個是一個道理。他們解釋自己沒什麽法子，任何事情發生在病人身上都不可能讓他比現在更糟糕了。”

“什麽情況？”

福爾摩斯把放在桌上的一張名片拿起來，油膩膩的。“喬賽亞·安伯利。他說布裏克福爾和安伯利公司的股東裏有他的名字，他們做顏料生意，所以把名字印到了油料盒上。他有一些積蓄，61歲就不幹了，買了劉易薩姆那裏的一棟房子，一生忙忙碌碌，最後安靜了下來。大家覺得他以後的日子算是有著落了。”

“的確如此。”

福爾摩斯把目光瞥向信封背面，上面有他寫下的潦草記錄。

“華生，他退休那年是1896年。和一個小自己20歲的女人在1897年結婚了，如果相片是真實的，那長得還挺漂亮。富裕的生活，美麗的老婆，空閑的時間——好像他現在走著非常光明的路。但如你所見，他在兩年之間已經變了，世界上沒有比他更貧窮、悲慘的人了。”

“這究竟是為什麽？”

“一樣的道理，華生。朋友的背叛和女人的放蕩。似乎象棋是安伯利唯一的一個嗜好。在劉易薩姆，一個也喜歡下棋的青年醫生住在他附近。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做雷·歐內斯特。他常常光顧安伯利家，由於咱們這位不走運的主顧無論心裏有多美，至少從形象上看一點都不吸引人，安伯利太太和他理所當然地越來越親密。這兩人一個禮拜前私奔了——不知所蹤。更糟糕的是，老頭的文件箱也被背叛他的夫人當做自己的私產拿走了，他一生的獲得大半都在裏面。我們還可以找到那位夫人嗎？財產能拿回來嗎？現在來看這還是個平常的問題，可安伯利覺得是個異常重要的大事。”

“你是怎麽想的？”

“親愛的華生，你想如何做才是關鍵——前提是我講的你明白。你了解兩位科普特主教的案子我已經接手了，這個案子最關鍵的時刻就在今天。我真的沒有時間去劉易薩姆，而現場有很重要的證據。老頭一直強調要求我去，我把自己的困難說清楚，他才答應我派個代表。”

“好吧，”他得到了我的答應，“我說明，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務，可我會盡力的。”

接著，我在一個夏季的下午走上了通往劉易薩姆的路上，完全沒有察覺到一星期內國內熱烈討論的話題正是我在參辦的案子。

那天我反饋情況時貝克街的夜色已經很深了。沙發深深的凹陷裏塞著福爾摩斯精瘦的展開的四肢，嗆人的煙草的煙圈慢慢地從煙鬥裏冒出來。他像剛睡醒似的，要是他不在我匯報中的停頓和疑點中從那對半睜著的灰色、明亮、銳利的眼睛裏射出詢問的目光的話，我會堅信他睡著了。

“黑文就是喬賽亞·安伯利先生的公寓名，”我對他解釋，“我猜它會引起你的興趣，福爾摩斯，一個下層社會的窮貴族用來描述它非常恰當。那種有著單調的磚路和令人不耐煩的郊區公路的區域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他的家就在它們中間的一個具有古文明的、舒適的孤島上。高墻上長著曬得幹硬的苔蘚，圍繞在四周，這樣的墻——”

“詩就別作了，華生，”福爾摩斯說話的聲音很嚴厲，“我覺得那是一座很高的磚墻。”

“沒錯。在一個在街頭悠閑抽煙的人告訴我之前，我沒法找到黑文。這個閑人我該多說一點。他個頭很高、皮膚黝黑、滿臉胡子，像個軍人。他聽到我的試探便點了下頭，而且瞥著我的目光裏帶著怪異的詢問，事後我又回想起了他的目光也正應如此。

“我進門前看見安伯利先生走在下車道上。我在今天早上匆匆看他的一眼中，就發現他真的很怪異，他現在在陽光下顯得越來越不正常了。”

“我琢磨了這些，但我還是想聽聽你的想法。”福爾摩斯說。

“我覺得正是生活的擔憂壓彎了他的腰。我覺得一開始時以為他體弱是錯的，因為發覺雖然他的兩腿細長，但肩膀和胸脯卻有很寬大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