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死亡是我的領域，我借它謀生。我靠著它鑄就我的職業口碑。我像一個殯儀師一般以激情和精確來對待它——面對死者家屬時，我面露悲戚，深表同情；獨自一人時，我就化身為技藝嫻熟的工匠，與死亡漠然相對。我總以為跟死亡打交道的秘訣就是跟它保持一臂之距。這就是法則。別讓它的氣息噴灑在你的臉上。

但是我的法則沒能保護我。兩個警探前來找我，告訴我肖恩出事了，一片冰冷的麻木迅速將我吞噬。那感覺像置身水族箱中，在水裏不停挪動著——來來回回，循環往復——隔著玻璃望向外面的世界。我坐在他們汽車的後座上，每當車子駛過街燈，一閃而過的光映亮後視鏡，我便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的眼睛。我認得那種失焦茫然的眼神，這些年來我采訪了那麽多新喪偶的寡婦，她們的眼神就是這樣。

我只認識兩名警探中的一個，他叫哈羅德·韋克斯勒。我是幾個月前和肖恩在那家名叫“走幾杯”的酒吧裏小酌時認識他的。韋克斯勒和肖恩同在丹佛警察局負責人身侵害案件。我記得肖恩管他叫韋克斯。警察互相稱呼都用昵稱。韋克斯勒被叫作韋克斯，而肖恩的昵稱是麥克。這帶著某種部落情誼性質。有些昵稱的含義可不那麽值得稱道，但警察們並不抱怨。我熟識的一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警察名叫斯科托，但其他警察大多叫他斯科羅特，有些人甚至幹脆直接喚他“陰囊”[1]。不過我猜你得跟他關系鐵得跟哥們兒一樣才能這麽叫，否則可沒有好果子吃。

韋克斯勒壯得跟頭小公牛似的，強健有力，就是有點矮。因為常年抽煙、喝威士忌，他的嗓子已經壞了，像被煙熏過。我見到他的那幾次，他那張棱角分明的臉總是紅紅的。我記得他喝加冰的占邊威士忌。我向來對警察喝什麽酒感興趣，這透露了他們的很多信息。當他們像韋克斯勒那樣喝威士忌時，我總在想：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太多，也看到了太多次那些東西，而大多數人一次都不會見到。那天晚上肖恩喝的是美樂啤酒，不過他畢竟年輕，雖說他是人身侵害調查組的頭號人物，但他至少比韋克斯勒年輕十歲。也許再過十年，他就會像韋克斯勒一樣，將加冰的威士忌視為治愈良方，一飲而盡。但我永遠也無法得知他會不會這樣了。

駛出丹佛的一路上，大半時間我都沉浸在走幾杯酒吧的那個晚上。那天晚上並沒有發生什麽重要的事情，只是我跟我的哥哥在一家警察常去的酒吧裏喝了些酒。那就是我們倆最後的美好時光了，不久之後就發生了特麗薩·洛夫頓一案。走幾杯酒吧的美好回憶讓我仿佛再次置身於水族箱。

但現實還是會透過玻璃擊中我的心臟，這時，一種挫敗感和悲慟就會緊緊攫住我。在三十四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體會到這種撕裂靈魂的痛楚。姐姐薩拉去世時，我都不曾這樣。我那時太小了，還不能體會她的死亡帶來的悲傷，甚至不能理解一個生命中途夭折的痛苦。我現在感到悲慟，是因為我竟絲毫不知肖恩曾如此接近崩潰的邊緣。當我認識的其他警察喝著加冰威士忌時，他喝的還是淡啤酒啊。

當然，我也意識到這種悲慟是多麽自怨自艾。但事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沒怎麽傾聽彼此的心聲。我們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次一想到這個事實，新一輪的悲慟就會再次將我攫緊。

我的哥哥曾給我講過極限理論。他說每一個負責兇殺案的警察都存在極限，問題是達到極限之前，誰也不知道極限在哪兒。他說的就是見過的屍體。他認為一個警察可以承受的見過的屍體數量就是那麽多。每個人的極限數目有所不同，有些人很快就到了極限，而有的人處理了二十樁兇殺案，還離極限遠得很，但極限總是存在的，總有那麽個數目。一旦達到，你就知道，這是你的極限了。你會調往档案科，你會上交你的警徽，你會做出點什麽事情來，因為你無法再多看哪怕一具屍體了。如果你還去看，如果你超出了極限，嘖，那你就麻煩大了。你最後恐怕要給自己來上一槍。這就是肖恩告訴我的。

我意識到另一名警探雷·聖路易斯剛才對我說了些什麽。

他正從座位上轉身看我。他的體格比韋克斯勒的要大得多。雖然車內光線暗淡，我依然能看清他痘坑點點的臉上的粗糙肌理。我並不認識他，但從其他警察那兒聽說過他，我知道他們管他叫大狗。在《落基山新聞》報社的大廳第一次見到正等著我的他和韋克斯勒時，我就覺得他們完美地再現了馬特和傑夫[2]這對組合。他倆就像正從午夜電影裏走出來的馬特和傑夫一樣，穿著長長的黑色大衣，還戴著禮帽。整個場景就應該是黑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