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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羅拉多的寒冬裏，他們開著反鏟挖土機，掘開地層的冰凍線，掏出大塊大塊的凍土，以開鑿一個墓穴。我的哥哥被葬在博爾德城的綠山紀念公墓裏，距離我們小時候住的宅子不到一英裏。我們在孩提時代，每次去肖托誇公園參加夏令營遠足時，都會駛過這片公墓。

匆匆路過這裏時，我們從未留意過那些石碑，一次都沒有，也從未想過這墓園的方寸之間就會是我們的最後歸宿。而現在，它成了肖恩的最後歸宿。

高大的綠山聳立在墓園中，就像一座巨大的祭壇，將聚在肖恩墳塋旁的這一小簇人襯得更加渺小。賴莉當然在場，還有她的父親與母親，以及我的父親與母親。出席葬禮的還有韋克斯勒、聖路易斯和另外十來個警察，還有一些無論肖恩、我或者賴莉都不曾保持聯系的高中時期的朋友，最後，還有我。

這不是官方為警員舉辦的那種慷慨激昂、濃墨重彩的葬禮，那種規格只屬於那些因公殉職的警察。雖然可以爭辯說肖恩同樣死於工作，但警察局並不這麽認為。所以肖恩沒有得到風光大葬，而局裏的大多數警察也沒有來參加葬禮。在以“細藍線”[1]自居的警察行當裏，很多人覺得自殺是具有傳染性的。

我是擡棺人之一，跟我的父親一起擡前杠。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兩位警察擔起了中杠，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也隸屬於肖恩所在的人身侵害調查組。韋克斯勒和聖路易斯負責擡後杠。聖路易斯身材過於高大，韋克斯勒又未免太過小巧。唉，就跟馬特和傑夫一模一樣。於是我們扶靈擡棺的這一路，靈柩的後半部分總是斜斜的，我估計這畫面會令人感到有些怪異。我們頗為費力地擡著靈柩，我卻有些神思恍惚，總覺得肖恩的身體似乎正在棺材裏搖來晃去。

肖恩下葬的那一天，我並沒有跟父母說太多話，雖然我跟他們、賴莉和賴莉的父母同乘一輛高級轎車。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過有實質內容的交談了，就連肖恩的死亡也不能打破我們之間的隔膜。二十年前，我姐姐薩拉死後，他們對我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他們似乎懷疑：我，作為那次事故的生還者，是故意做出那些事導致姐姐死亡的。呵，就是因為我活了下來。而且我非常確定，從那以後，我做出的每一個選擇都令他們無比失望。我覺得那一次又一次微小的失望，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積月累，就像銀行賬戶裏的存款利率一樣，日息微薄得懶得結算，到最後卻發現足夠人們舒舒服服地靠著利息享受退休生活。我們就是陌生人，我只在那幾個避不過的節日裏才去跟他們見上一面，因而那天我們之間實在沒什麽話可說。除了賴莉偶爾發出像受傷小動物一般的哀泣，偌大的車廂就像肖恩的棺材一樣，安靜得可怕。

葬禮結束後，我請了兩周假，加上報社允許的一周喪假，一個人開車去了落基山區。在我眼裏，落基山脈永遠那麽氣勢恢宏，這裏是能讓我的傷痛最快愈合的心安之處。

我沿著七十號州際公路一路西行，穿過拉夫蘭隘口，越過山嶺，駛向大章克申市。我開得很慢，這一段路足足開了三天。有的時候，我停下來滑滑雪；有的時候，我只是將車停在避車道上，默默想著事情。駛過大章克申市後，我轉道向南，拐去特柳賴德，第二天就到了。我的切諾基一路上都保持著全時四驅模式。我在西爾弗頓住了下來，因為這裏的住宿費更便宜。我每天都滑雪，就這麽過了一個星期。到了晚上，我要麽在旅店客房裏整宿喝聖鹿利口酒，要麽就在某個滑雪小屋裏靠著壁爐繼續喝。我想方設法地耗盡身體機能，希望能讓頭腦也隨之放空，但總是不成功。肖恩，肖恩，我腦子裏全是肖恩。遊離於空間之外，超脫時間之際——他最後留下的這句話就像一個謎語，我怎麽都無法丟開不想。

出於某種原因，我哥哥從事的這份崇高事業辜負了他，甚至要了他的命。這個簡單的結論給我帶來的悲慟一直都無法消退。我一次次飛速滑下山坡，寒風仍能穿透我的太陽鏡，把我的眼睛刺得淚流不止。

我不再質疑官方結論了，但並不是韋克斯勒或者聖路易斯說服了我，是我自己說服了自己。我的決心在時間與現實面前日益被侵蝕。某種程度上，每過一天，我會更相信甚至更能接受肖恩自殺了這個可怕的事實。而我停止質疑的另一個原因是賴莉。在那個可怕的晚上的第二天，她告訴了我一件就連韋克斯勒和聖路易斯都不知道的事：肖恩一直在看心理醫生，每周一次。雖然警察局也向警員提供這類心理咨詢，但肖恩選擇用自己的秘密渠道，因為他不希望局裏出現流言，影響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