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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還是說服了格雷格·格倫，讓他同意我留在菲尼克斯寫報道。那天上午剩下的時間，我一直待在房間裏打電話，從跟這一系列案件相關的各類人士那兒收集他們的看法和評論，從丹佛的韋克斯勒到巴爾的摩的布萊索，所有資源我都找全了。做完這一切之後，我一口氣寫了足足五個小時。這一天裏唯一打斷我寫作的人反倒是格倫自己，他打來電話，緊張地問我寫得怎麽樣了。下午四點，距離丹佛五點的截稿期還有一個小時，我終於完成了兩篇報道，把稿件發了過去。

傳送稿件時，我能感覺到神經在大腦裏咚咚作響。我頭疼得厲害，幾乎超過忍受的極限。客房服務部送來的咖啡我已經喝掉了一壺半，還抽了整整一包萬寶路香煙，這還是這麽多年來我頭一回一次抽這麽多煙。我在房間裏踱著步，等待格雷格·格倫的回電，趁這個時間又飛快地給客房服務部打了個電話，解釋說我要在房間裏等一通重要來電，不能出門，請他們在酒店大堂的商店裏幫我買一瓶阿司匹林送來。

藥被送來以後，我就著房間迷你酒櫃裏的礦泉水吞服了三片。剛咽下去，就立刻覺得好多了。接著，我又給母親和賴莉各打了個電話，告訴她們我的報道會在明天的報紙上刊登出來，事先跟她們說一聲。我還告訴她們，這個案子既然已經被報道出來了，其他媒體的記者就可能會試著聯系她們，請她們有所準備。她們倆都說不願意接受任何記者的采訪，我說沒關系，然後沒忘記自嘲我也是記者大軍中的一員。

最後，我終於想起忘了給蕾切爾打電話，告訴她我能繼續待在菲尼克斯了。於是我給聯邦調查局菲尼克斯分局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探員卻告訴我她已經走了。

“你說她走了是什麽意思？她還在菲尼克斯嗎？”

“我無權告知這一點。”

“那可以幫忙請巴克斯探員接電話嗎？”

“他也走了。請問你是哪位？”

我掛了電話，撥通酒店前台，請他們轉接蕾切爾的房間，然後被告知她已經退房了，巴克斯也退房了，索爾森、卡特和湯普森也都退房了。

“真該死！”我掛了電話，忍不住罵道。

他們一定是有了新突破，肯定是。他們所有人都退房走了，調查工作絕對有了重大突破。我意識到已經被甩在後頭了，而我享有局內人身份的美好時光顯然已經宣告終結。我站起身，繼續在房間裏踱著步，猜測他們去了哪裏，又是什麽讓他們走得如此倉促。我忽然記起蕾切爾給我的那張名片，便從口袋裏掏了出來，撥出上面的傳呼號碼。

衛星接收到我的信息再傳回給地面的她，算下來十分鐘足夠打一個來回，但是十分鐘過去了，電話沒有響起。又是十分鐘過去了，然後是半個小時，連格雷格·格倫都沒打電話過來。我甚至拿起聽筒聽了聽，確保沒有把它弄壞。

我焦躁不安，但又不甘心在屋子裏徒勞地踱著步等待，於是打開筆記本電腦，再次登入《落基山新聞》的網絡，調出那些給我的留言。並沒有什麽要緊的消息。我轉到個人收件箱，瀏覽著目錄，打開那個名為催眠師的文件夾。裏面包含了幾篇關於霍勒斯·岡貝爾的報道，按時間先後排列。我從最早的一篇報道讀起，打算按順序讀下來。讀著讀著，我之前對催眠師一案的印象也在記憶中復蘇了。

那真是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六十年代早期，岡貝爾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內科醫生和研究員，後來他成了一名在貝弗利山掛牌開業的私人心理醫生，專攻催眠療法。在他所謂的“催眠藝術”領域，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技能和專長，以催眠師霍勒斯的名號在夜總會裏表演節目。一開始還只是在洛杉磯各家夜總會裏表演開放式節目，但演出逐漸大受歡迎，他常常奔赴拉斯維加斯的黃金地帶登台表演，經常連演一個星期。很快，他就不再當掛牌行醫的心理醫生了，而是成了一名全職演員，頻頻出現在拉斯維加斯最豪華的演出舞台上。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曾跟弗蘭克·西納特拉列在同一張名單上在愷撒宮登台獻藝，雖然他的名字用小一號字母印刷。著名的卡爾森談話節目他上過四次，在最後一期節目裏，他催眠了主持人卡爾森，誘使精神恍惚的卡爾森說出他對當晚嘉賓的真實看法。因為卡爾森說出的評論辛辣刻薄，現場觀眾還以為這是節目設計好的情節，但其實不是。卡爾森看了錄制樣帶之後，取消了這次節目的播出計劃，並將他列入黑名單。這次節目被取消的事成了娛樂圈的大新聞，各大娛樂報紙大肆報道，對他的職業前程而言，好比一刀刺入了心臟。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上過電視，直到因為被捕上了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