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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斯來日本已經十年了。

五十六歲。

日本恐怕應該是他最後的工作地了。

來日本之前，他曾經歷任孟買和香港的記者。十年前，由神戶港初次登上日本的土地。

普萊斯很快就被這個國家的美麗給迷住了。

從前，對於雖然充滿活力但又同時有著下流、雜亂、混沌、旁若無人氛圍的亞洲，他總是有著些許的心頭犯怵。可是在日本，街道打掃得一塵不染，人們都認真而親切，臉上總掛著溫和的笑容，這些特征，讓他感到簡直宛若上天賜予的神跡。

從來到日本開始，普萊斯就陸續向國內發回了友好地介紹日本的報道。櫻花、藝伎、武士道、忍者、廟會、花火、獅子舞，還有菊人形。報道登載在國內的報紙上，大致收到了廣泛的歡迎。日本通。不知何時開始，在駐日的外國記者當中，他有了這樣的稱號。普萊斯自己也拼命學習著人說難懂的日本文字，如今甚至都用了日語漢字“阿龍”來作為自己的簽名。

回顧著以往的普萊斯，忽然間扭曲了神情。

和那時相比，日本社會的氛圍現在已經完全變了。

剛來的時候，這個國家裏身穿軍裝的政治家們還沒有如今這樣神氣十足飛揚跋扈。最近幾年，以政治家和財界人士為目標的恐怖事件頻頻發生。與此同時，對思想和言論的管制則越來越嚴厲。

現在，仍然居留在日本的外國記者全都處在政府的監視之下。報道全部都要接受檢查，特別是涉及天皇與皇族的內容，不要說侮辱性言論了，就連作為略微打趣的對象都不允許。這類管制之中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大體上從維多利亞時代老舊的自由主義一直到最先鋒的無政府主義，所有一切都會成為被刪除的對象。

外國記者中，憤然甩出“這種情況怎麽可能寫得了像樣報道”的話語，然後離開日本的不在少數。

但是，也有普萊斯等幾個外國記者依然留在了這個國家。

我不留下來還能有誰留？

普萊斯覺得，正因為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留在日本才有用武之地。有些事情，是只有愛著日本、完全了解了日本的自己才能做到的。對此他很自負。

在大日本帝國陸軍的內部，僅憑一己之力構築起了奇特的間諜組織的男人——

這個“結城中校”，究竟是什麽人？屬於哪裏的部隊？話說回來，他到底叫什麽名字？

開始取材的普萊斯很快就撞上了不可解決的障壁。

他從一開始就沒想過和能結城中校本人接觸、或是進行采訪。

對方是現役的間諜頭目。不可能接受敵對國家記者的訪問。從普萊斯的立場來說，他原本打算的是通過整合認識結城中校的人們的證言，讓他的形象浮現出來。

可是，無論怎麽打聽，都沒能找到哪怕一個人真正地“認識”結城中校。“有聽說過來著，不過不知道是個什麽樣的人。”所有人都異口同聲，而且大都很不高興地皺著眉，如是回答他。

普萊斯絞盡腦汁。

結城中校簡直如同幽靈，不落入任何人的眼中、也不留下任何蹤跡地行動著。打聽來的結果讓人只能這樣去想。可是，現實中真能做到這樣嗎？

每個國家都是一樣，所謂軍隊，本質來說是極度官僚主義的，換而言之就是，有著衙門作風的一面。具體來說，去辦事務手續的時候一定要帶著書面文件，然後那份文件一定會被歸档保管。只要去調查一下保管的文件，任何一個屬於軍隊系統的人，其活動經歷都能被一一追溯。

普萊斯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微笑起來。

若是找不到認識現在的結城中校的人，那就回到過去尋找。只要他隸屬於軍隊，調查一下文件的話，一定應該能找到他的過去。

當然了，對於保管在陸軍內部的軍人信息，作為外國記者的普萊斯不可能說一句“喂，我要看那個”就能查閱。但是，也有些信息是很簡單就能看到的。比如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籍冊。非正式制作的名冊不會被指定保密，所以只要有恰當的門路，再支付相應的酬勞，就能很輕松地拿到復印件。

普萊斯根據傳言估算了結城中校大致的年齡和從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年份，弄到了那前後好幾年的學籍冊。大批的同期生中，必然有個把粗枝大葉口風不緊的人。又或者，有那種中途被從軍人仕途上黜落下來的人，也是有可能接觸的吧。日本有句諺語叫“同吃一鍋飯”，意思是說“共同生活的人會成為親密夥伴”。要想知道那人是個怎樣的人，去問那些“同吃一鍋飯的人”——也就是在陸軍幼年學校或是陸軍士官學校裏跟結城中校關系親密的人——就好了。至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