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一次審判

這些日子以來，我聽到了當地民眾對德·瑪瑞尼案件的不滿，特別是那些拿騷的土著人，這種不滿的情緒差點促使他們去沖擊監獄。可在這個七月末的炎熱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廣場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場上賣草帽的小販，也有海濱大道上那些大店鋪的老板。他們都像過節一樣地充滿了激動的情緒，好像是在劇院外正等著將上演的好戲，而不是站在一個法院的大門外。

在法院裏，正上演的“好戲”是德·瑪瑞尼的初審判決。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對面，一個穿著黑色制服，戴著一頂粉跡斑斑的假發，面容陰沉的法官正在朗讀對被告的起訴。德·瑪瑞尼的罪名是“故意並非法地”導致了哈利·歐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來迪穿著一件保守的褐色雙排扣上衣，胡子刮得幹幹凈凈,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著那條色彩斑斕的領帶，用領帶的頭兒刮著鼻子，流露著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麽？”法官在審判桌後問他。

“瑪瑞·弗來迪·福克阿科斯·德·瑪瑞尼。”弗來迪一字一句地對法官說。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個拖著長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廳響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鳴聲。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從律師席後站起身，他穿著黑色的長袍、戴著假發。那清楚的措辭和純粹的英國口音與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膚極不相稱，卻又絕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騷最著名的律師。他從未在任何一件謀殺案中敗訴，現在是弗來迪這起案件的原告律師。

“我是被告的律師。”黑格斯站起來說。他那強壯的、運動員的骨架似乎在與原告律師比試著什麽。他微笑著，笑容充滿了自信。

兩個穿著裝飾瑣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籠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著掛在腰間皮帶上的長劍的穗子，做出一副認真守衛囚籠的樣子。那是個木制的囚籠，有六英尺長、五英尺高。弗來邊坐在裏面的木制長椅上，一扇鐵門把他和外面廣闊的世界隔絕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著，那這個籠子就在法庭的左側，它的對面是陪審團（因為是初審，現在那兒空無一人）。

能容納一百五十個人的座位擠得滿滿的，聽眾大多數是白人。他們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來這裏給老板排隊占座兒了。南希並不在場，一會兒，她將作為證人出庭。這一刻，我坐在前排，當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觀眾席的地方，即在欄杆和辯護律師之間，塞進了兩張桌子。哈利那律師和那兩個邁阿密警察坐在那兒，以便解答新聞界的提問。《戰地新聞》為這場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來自紐約、倫敦和多倫多的新聞記者與拿騷本地的新聞記者坐在一起；國際新聞聯合會以及新聞記者協會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國際新聞動向》坐在這裏，他緊挨著厄爾·加登，而厄爾正在和我輕聲地交談著。

“你是在回避我嗎，黑勒？”這個矮小而活躍的偵探小說作家問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繼續問道：“阿德雷會反復詢問原告的證人嗎？”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麽不詢問呢？”

厄爾那圓圓的臉上擠出一絲幹笑，眼睛在金絲邊眼鏡後爍爍發光，“噢，原告有責任提供證據。通常，在這樣的初審中，英國辯護律師不喜歡問太多問題。”

“我個人的願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著短斧或噴霧槍在克裏斯蒂身後追趕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來。而後，九點三十分，要開庭了。現在，一切都安靜了下來，只有律師和法官低沉的聲音主宰著整個法庭。而那些貌似猶豫不決的證人們，正在以一項項事例，把死亡的繩索一點點向德·瑪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這悶熱得不透氣的法庭上，只有蒼蠅的嗡嗡聲和從窗外偶爾傳來的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才帶來了一點生機。阿德雷正神態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發當天上午為線索，對證人展開提問。

首先出場的證人是皇家警察繪圖員，他繪制了案發現場的地形。繼而，皇家警察攝影師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掛在了一個畫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殘忍的藝術品，讓觀眾席上的人們看了不禁一片唏噓。法醫奎克巴士是個四十多歲，冷漠、整潔的小男人，看起來並不像他的職業所應有的那麽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發現場所見到的情形，以及在法醫檢驗室所見到的那些可怕的細節：在哈利先生的頭顱後，有四處傷口，都是直徑像鉛筆一樣粗細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頭顱。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傷口時的第一反應，他沒說覺得那是槍傷。在陳述屍體解剖時，這位法醫提到“把睡帽從死者頭上拿開時，噴湧出大量的鮮血，”而且“好像頭顱是被輕微撞傷的，在這之前沒有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