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

除了在家，在自家的店裏，還可以去其他什麽地方開始我的調查呢？

我對舊時的年鑒很著迷。從孩提時候起，只要我一感到無聊、焦慮或恐懼，我就會去那些架子前瀏覽一頁頁的人名、日期和注釋。在這些書的封面之間，幾行直白、中性的文字便概括了過去的生命。這是一個男人們都是準男爵、主教、議會大臣，女人們都是妻子和女兒的世界。它不會告訴你這些男人是否喜歡拿腰子當早餐，不會告訴你他們愛誰或夜晚吹滅蠟燭後他們在黑暗中恐懼什麽。裏面沒有任何私人的訊息。這些對逝者人生的注釋很貧乏，那麽是什麽東西打動了我呢？只是因為他們是人，他們存在過，現在他們死了。

讀著這些年鑒，我心中一動。動是在我身體中，而不是我自身。讀著這些人名，早已潛伏於我一側的另一部分我，蘇醒了，愛撫著我。

我從未向任何人解釋為何年鑒對我這麽重要；也從未說我喜歡它們。但父親注意到了我的偏愛，所以只要拍賣會上出現年鑒，他總是爭取買下來。就這樣，這個國家上溯各代無數傑出的逝者，都在我家二樓的書架上安度身後的寧靜生活，與我為伴。

我蜷縮在二樓窗戶邊的椅子上，翻閱那些寫著人名的書頁。我找到了溫特小姐的外祖父，喬治·安吉菲爾德。他不是準男爵，不是議會大臣，也不是主教，但年鑒裏依然有他的一席之地。這個家族有貴族血統——曾經有過一個頭銜，但是在喬治的前幾代，家族分裂了：一支得到了頭銜，另一個支則拿了錢和地產。喬治屬於拿地產的那個分支。年鑒往往會追隨頭銜的去向，但喬治和取得頭銜的那個家族分支關系很近，所以理應享有一個詞條，於是他便出現在年鑒裏：安吉菲爾德，喬治；他的出生日期；居住在牛津郡的安吉菲爾德宅子；娶了蘭斯家的瑪蒂爾德·莫尼埃，法國人；一個兒子，查理。我在後面幾年的年鑒中追尋喬治後來的情況，我發現在十年之後有一條修正：一個兒子，查理；一個女兒，伊莎貝拉。再翻過幾頁，我找到了對喬治·安吉菲爾德逝世的確認，往上在“三月份”的條目下，我找到了羅蘭和伊莎貝拉結婚的記錄。

想到自己一路跑去約克郡聽溫特小姐講故事，而其實故事始終就在這裏，在年鑒裏，年鑒就躺在我床底下幾英尺的地方，我一時覺得好笑。但接著我又仔細想了一想。這些記錄在案的東西又能證明什麽呢？只能證明喬治、瑪蒂爾德和他們的孩子查理與伊莎貝拉這些人存在過。不能說明溫特小姐沒有像我這樣通過翻書頁發現了他們。這些年鑒可以在各地的圖書館找到。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從頭到尾翻閱它們。她大概不會找到一組名字和日期，然後自己圍繞它們添油加醋編出一個故事來自娛自樂吧？

除了這些疑慮，我還有另一個問題。羅蘭·馬奇死了，他死後，年鑒上關於伊莎貝拉的記錄就終止了。年鑒裏的世界是一個奇怪的世界。在真實的世界裏，家族像樹一樣分支擴張，由婚姻混合的血緣代代相傳，編織成一張更為廣闊的關系網。另一方面，頭銜則是由一個男人傳給另一個男人，年鑒只喜歡強調這種狹窄的直線過程。在頭銜延續線的兩邊記錄著幾個弟弟、侄子、堂兄等至親，只有關系足夠近才能進入年鑒的關注範圍。男爵或準男爵可能被年鑒收入。盡管沒有說，但有些不是男爵或準男爵的人也可能進入年鑒，如果他們和所發生的一系列慘劇相關的話。但是，家族經過了幾代分支後，有些名字就被遺忘了。即使是海難、瘟疫和地震同時發生在一個人身上，也不足以讓這些第三代的堂表兄弟重新回到年鑒的收錄範圍內。年鑒有其局限性。對伊莎貝拉的記錄也是如此。她是一個女人；她的孩子也是兩個女孩；她的丈夫（不是一位男爵）死了；她的父親（不是一位男爵）也死了。年鑒把她和她的孩子排除在外；她們落入了凡人的汪洋，她們的生死與婚姻，就像她們的愛戀、恐懼和早餐的偏好一樣，太無足輕重了，不值得被記錄下來供子孫後代閱讀。

不過，查理是男性。年鑒可以擴展收錄範圍——網開一面——把他包括在內，盡管他已經顯得有點微不足道了。有關他的信息很少。他的名字是查理·安吉菲爾德。他沒有死。但對年鑒的編寫者而言，這些訊息已經足夠了。

我搬出一本又一本的年鑒，但一遍遍找到的只是同樣粗略的描述。每翻開一冊新的年鑒，我就會想，這一年裏大概不會有他的記錄。但每一年的年鑒裏，都有他，依舊是查理·安吉菲爾德，依舊是屬於安吉菲爾德，依舊是未婚。我又細想了一遍溫特小姐告訴我的關於查理和他妹妹的事情，咬緊嘴唇思索他漫長的單身生活意味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