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瓣水仙花 以牙還牙（第4/12頁）

這是一間獨立病房，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床上靜靜躺著一個身穿白衣白褲的人，他兩只胳膊左右攤開，兩腿伸得僵直，一動也不動。床頭的一側立了一大瓶氧氣瓶，一根導管從氧氣瓶伸出來，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孔裏。

“他就是劉文軍。”王小姐輕聲說。

我慢慢繞到病床一側，看到了他的臉。現在的他比身份證照片上消瘦了許多，兩腮的肉都沒了，顴骨高了出來，眼眶陷了下去。兩只眼睛半眯縫著，露出黑白相間的眼球，他似乎正處於一種無意識的狀態，又似乎正從那道小小的縫隙中向外偷窺著什麽。

他的嘴唇發青，同時幹得像一層褪下來的蛇皮。他兩唇微微張開，隱約露出一條細細的黑洞，但看不到牙齒——看來他的幾顆門牙真的摔掉了。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植物人”，他就躺在我的眼前，離得那麽近，我卻感覺不到任何活人的氣息，在這種安靜的氣氛中，我總覺得他靠近我的那只手會隨時摸過來。

想到這兒，我冷不丁打了個冷戰。

就在這時，房門的方向傳來“吱呀”一聲。

我趕緊一扭頭，原來是護士推門進來了。

我們問了她劉文軍的病情，答復是：“很危險”。在向她核實了一些入院的細節後，我們收拾了資料，走出醫院。

外面天色已經變暗，四周的樓房黑沉沉的，荒涼的深圳關外，總在夜色到來以後，開始蔓延一種沒來由的恐慌。

我們和新希望模具廠的王小姐匆匆道了別，就開車往回走。

一下午的查勘讓崔經理和我都感覺身心疲憊，坐在車上，我只覺得胃裏陣陣難受。

崔經理邊開車邊對我說：“這個案子麻煩了，如果賠的話，估計是一筆大數目。”

“是啊，如果恢復不好的話就更麻煩了。做傷殘鑒定的話，‘植物人’肯定是屬於一級傷殘的。”我說。

“而且你注意到沒有，那個傷者還是城市戶口。”崔經理說。

我把那堆資料翻出來，抽出身份證復印件來一看，果然，那個“劉文軍”還是深圳本地人。

幹了兩年的理賠了，我當然明白崔經理的意思，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在人身損害的賠償標準上是相差極大的。

我輕輕嘆了口氣，把身份證復印件又放回袋子裏，靠在椅背上不再說話。

“明後天是周末了，好好休息吧，下周一看看怎麽處理。這個案子不用太急。”崔經理說。

“好。”我疲憊地回應他。

不用急，這事我明白。

周一的天氣略微有些轉暖，一大早，我帶著上周五拿到的資料往公司趕去，一想到這令人頭疼的案子，就不由地感覺手上的皮包陣陣發沉。

剛進公司，就見小胡迎面走來。

“哎，你周末手機怎麽不開？”他看起來樣子挺急。

“怎麽，你找我？”

“我急著問你啊，那個案子怎麽樣了？”

“哦哦，那個案子啊……這樣，上午我先忙，中午吃飯再跟你細說吧，你別急。”

我來到自己的座位上，還沒坐穩，電話就響了起來。我接起來一聽，是朱廠長。

“謝先生啊，那個案子處理得怎麽樣了？”他的聲音顯得很急。

“今天剛上班，正著手處理，我會盡快。”我說。

“我跟你說啊，那個劉文軍的父親昨天來我廠裏了，非要我給個說法，我怎麽說都不行。他一開口就是100萬，不然就要打官司，還要捅媒體，你們可得快點處理啊，我這醫藥費都墊進去好幾萬了啊！”他說。

“放心吧，即使打官司的話，100萬也不一定站得住腳。我們會盡快處理的，你們那邊也盡量做好傷者家屬的工作。”我說了幾句，就掛了電話。

我隱隱覺得這案子會越來越麻煩，不知不覺中出了一頭汗。我攤開周五帶回的資料，先寫了一份詳細的事情經過，送到法務部，要求他們出具一份法律意見，然後又把相關的醫療單據粘貼妥當，交給了醫審部，讓他們出一份醫療審核意見。

一上午在不間斷的電話鈴聲中度過，終於到了該吃飯的時候，我頭昏腦脹地把手頭案卷推開，和部門幾個人一起去食堂。

小胡自然又跟我泡在了一起，坐在了飯桌旁，我對他說：“醫生說，目前來看，還是個植物人，不知道以後能恢復得怎麽樣。”

“啊！那得賠多少錢啊？”小胡急了。

“嗨，還不一定賠不賠呢，得看上面的意思了。這種大案子，不是那麽容易就賠的，以後你就知道了。”我說。

“為什麽？”

“按以往來看，如果一定要賠的話，這種案子也多半會先拖著，最後把被保險人拖得沒耐心了，他們會主動提出降低賠償標準，那時候就是協商一個數字了。估計春節以前都是很難解決的，你不用太擔心。”我這樣開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