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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方是光明磊落之人，峰岡就沒有必要隱瞞這件事。

莫非峰岡所見之人是見不得光的人物？不可能。畢竟月票窗口也算是個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若真是需要避人耳目的密會，他們完全可以選擇更隱蔽的地方。

看來，峰岡周一並沒有在西鐵窗口前與人會面。

他只是獨自站在那兒罷了。他買了張月票之後站在窗口前，等待員工把票打印出來。

從這一猜想展開的話……

峰岡住在東京，這一點毋庸置疑。極少來博多的他，為何需要購買西鐵的月票？

巖田屋百貨商店下的西鐵車站不僅銷售福岡市內的月票，還能買到南部的久留米、大牟田、柳川的月票。三原通過福岡縣的地圖發現，乘坐西鐵的列車還能從東部的箱崎到達福間。

可西鐵列車涵蓋的所有範圍裏，都沒有峰岡周一需要頻繁去的地方。

但是，峰岡卻買了一張月票。

只要查看福岡西鐵營業所保留的月票申請表格就知道了。然而，峰岡購買的時候使用的必然是假名，要從表格中發現與峰岡有關的線索猶如大海撈針。

峰岡肯定是需要用到月票，才會去買的。

三原警部補喝了口熱咖啡，繼續思索。

峰岡要把那月票用在哪兒呢？西鐵的營業範圍以福岡為中心，而峰岡需要往返於哪兩個車站之間呢？

不對勁，怎麽想都不對勁。峰岡平時住在東京，也在東京工作。既然要用到月票，就說明他要經常來福岡。可他每年只會來福岡出差幾次，每次都是去大東商會談生意。

莫非，峰岡其實是在幫別人買月票？

三原忽然想起了從相模湖畔逃走的那名女子。她與被害人土肥武夫在湖畔的旅館共進晚餐，出門散步之後，便不知所蹤。

直覺告訴三原，她與峰岡不可能毫無幹系。警方至今未能在東京找到有關該女子的線索，這是否說明，她其實不是東京人？

倘若那名女子住在福岡市附近，那峰岡就有可能為她購買月票。當然，這一猜想建立在“峰岡與她是殺害土肥武夫的共犯”這一基礎上。

不過，這就產生了另一個疑問：

峰岡為何要親自為她購買月票？

相模湖畔的殺人案發生在六日晚上，也就是峰岡購買月票的前一天。倘若那名女子真是共犯，她當晚應該會住在東京，並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車離開。可這樣一來，她就不可能在七日下午兩點半左右來到博多的西鐵售票窗口。

但如果坐飛機的話……

三原取出筆記本，查看飛機時刻表。羽田機場有一班八點五十分的日航班機，於十二點三十分到達板付機場。從機場坐車去天神西鐵站大概需要四十分鐘。這樣她就能不慌不忙地去見站在月票窗口的峰岡了。

然而警方早已調查過峰岡的女性關系，並沒有發現類似的女子。不過那女子若是住在福岡，峰岡的朋友與熟人可能就不會注意到她的存在。

假設峰岡為那名女子買了月票，那麽女子的身份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①住在福岡市附近。

②有固定工作。

③工作單位在西鐵列車沿線附近。

④月票有上學用月票、上班用月票與普通月票三種。她看起來不像是學生，那就可能是上班用月票——也許她的工作需要頻繁乘坐西鐵列車。

⑤相模湖畔的旅館女傭說她像是個賣笑女，那麽她極有可能在福岡市內的飯店或酒吧工作。

如果峰岡為這位女子申請了月票，那麽應該能在西鐵營業所的申請表格裏找到她的名字。三原知道購票日期，至少能將搜查範圍縮小一些。

“這件事就拜托福岡縣的鳥飼刑警調查一下吧。”

先查清這些再說。三原將杯中的咖啡一口飲盡。

這時，某個困擾三原已久的問題再次浮上心頭——關於那卷膠卷。

峰岡周一站在西鐵售票窗口前這件事暫且不論，那卷拍到和布刈神事的底片，還沒有搞清楚呢。

這卷膠卷成了峰岡周一完美無缺的不在場證明。從照片的順序來看，二月六日半夜至二月七日淩晨，他應該的確身在和布刈神社。

但三原轉念一想：如果神事的照片是別人拍攝的呢？

也就是說，峰岡還有個幫手。

峰岡協同那位幫手共同作案，幫手拿著峰岡的照相機拍攝了和布刈神事的照片，使用的也是峰岡用過的膠卷。

峰岡在相模湖行兇之後，乘坐七日淩晨一點半起飛的紅眼班機從羽田機場出發，於五點十分到達板付機場。幫手在門司或小倉等待峰岡的到來。峰岡下飛機後，在博多站乘坐列車，於七點到七點半之間到達小倉。兩人見面之後，幫手便將照相機交給峰岡，峰岡拿著照相機，於八點左右進入小倉的大吉旅館，並用剩下的膠卷為女傭拍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