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過得好的那幾年，迪昂跟喬說過：“運氣隨時會用光的。”

說了不止一次。

喬總是回答：“有好運，也有壞運。”

“只不過你的好運持續太久了，”迪昂說，“沒人記得你有過壞運。”

他給自己和格蕾西拉蓋了一棟房子，位於第九大道和十九街交叉口。他雇了西班牙和古巴勞工，意大利人負責大理石工程，還從新奧爾良找來了好幾個建築師，以確保房子的種種設計能融合拉丁風味與新奧爾良的法國區情調。他和格蕾西拉跑了好幾趟新奧爾良，在法國區仔細巡遊以尋找靈感，也在伊博街道上長時間漫步遊覽。最後設計出來的房子，結合了希臘復古式和西班牙殖民式風格。正面以紅磚砌成，有灰白的水泥陽台和鍛鐵欄杆，窗戶是綠色的，加上了遮光板。從街上看，整棟房子近乎樸素，而且很難看出到底有沒有人住。

但進了屋子，寬敞的房間有挑高的紅銅色天花板，高高的拱廊面對著一個庭院、一個淺水池，花園裏栽種了歐薄荷、菫菜，金雞菊和歐洲叢櫚並排而生，灰泥墻上爬滿了常春藤。冬天時，九重葛花伴隨著卡羅萊納黃素馨怒放；到了春天，則換成了深紅如血橙的厚萼淩霄花。循著石砌小徑繞過庭院中的噴泉，經過拱頂的涼廊，來到一道盤旋的階梯，進入砌著灰白色磚墻的室內。

這個家的所有門都至少有六英寸厚，上頭裝了黑色鐵制的羊角鉸鏈和門閂。喬幫忙設計了三樓那個有拱形天花板的會客廳，以及一個俯瞰著屋後小巷的平頂陽台。那只是一處多余的陽台，他常常忘記它的存在。因為家裏已經有環繞著屋子其他各處的二樓陽台，而三樓的鑄鐵遊廊又寬得像馬路。

一旦喬開始忙，就停不下來。有幸獲邀參加格蕾西拉慈善募款會的客人，總是不禁把注意力放在三樓的會客廳，或是一樓有寬敞樓梯的華麗大廳，或是進口的絲質窗簾、意大利主教椅、拿破侖三世時代的穿衣鏡和附屬燈台、來自佛羅倫薩的大理石壁爐架，或是從艾斯特班建議的一家巴黎畫廊買來的鍍金框油畫。有的墻面是裸露的奧古斯塔方磚，有的墻面貼著蠟光紙或印了花紋，還有的以灰泥制造出流行的裂紋效果。屋子前側鋪著拼花地板，後側則是石頭地板，好讓屋內保持涼爽。夏天時，桌椅都罩著白棉布套，枝形吊燈外頭還罩著紗網，以防止昆蟲飛進去。主臥室大床和浴室的爪足浴缸上方都有蚊帳垂掛下來，一天結束時，喬和格蕾西拉常帶著一瓶葡萄酒在裏面相聚，聽著下方街道傳來的喧嘩聲。

格蕾西拉因為富裕而失去了朋友。大部分都是她在雪茄工廠的同事，以及早年在古巴圈會所一起當義工時認識的人。他們並不是忌妒格蕾西拉的暴富和好運（雖然少數人的確如此），而是怕去她家時會不小心碰壞或打破什麽昂貴的東西。他們在她家總是坐立不安，而且很快就沒有共同話題可聊了。

在伊博，大家都稱這棟房子是“市長官邸”，但喬要到至少一年以後才知道，因為大家都是背著他偷偷講。

同時，他和蘇亞雷斯姐弟的合夥關系，則在一個極不穩定的行業裏創造出了令人欣羨的穩定性。喬和艾斯特班在第七大道的地標戲院建了一座蒸餾酒廠，隨後又在羅梅洛飯店的廚房後頭建了一座，保持得很幹凈，生產順利。他們把所有家庭式小店納入旗下，給他們更高的抽成和更好的產品，連原本阿爾伯特·懷特旗下的酒館也不例外。他們買了速度更快的船，又把他們所有卡車和運輸汽車的引擎更換一新。他們買了一架雙人座水上飛機，以掩護墨西哥灣地區的運輸。飛機駕駛員是前墨西哥革命分子法魯柯·迪亞茲，很有才幹卻也很瘋狂。他一臉年代久遠、深如指尖的痘疤，一頭又白又油的長發像是濕意大利面，不斷遊說喬在乘客座安裝一把機關槍，說是“以防萬一”。喬指出，他是單獨飛行，碰到萬一也沒人可以操作機關槍。法魯柯於是答應妥協，只裝了槍架，沒裝機關槍。

陸地運輸的部分，他們買通了南部和東海岸的所有路線，喬的推斷是，如果他們付過路費給南部各州的黑幫，這些黑幫就會買通各地的警察，那麽他們被逮捕並損失貨物的比例就會下降三成到三成五。

結果下降了七成。

在喬和艾斯特班手上，他們的營業額立刻從一年一百萬暴增為一年六百萬。

這期間，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惡化，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沖擊越來越強烈。人們需要工作，需要住處，也需要希望。當這些都被證實不可得時，他們就轉而求助於杯中物。

惡習可以對抗經濟蕭條。

當時其他方法都幾乎失效了。喬不受經濟蕭條影響，但他也跟其他人一樣，被這個國家過去幾年的急速衰退弄得不知所措。從1929年的股市崩盤開始，一萬家銀行倒閉，一千三百萬人失業。胡佛總統在競選連任時，還一直大談隧道盡頭的亮光，但大部分人都已經判定，那個亮光源自迎面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就要沖過來碾死他們。最後胡佛孤注一擲，針對最富有的人開刀，把最高所得稅率從25％調高為63％，也因而失去了他僅存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