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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個星期，什麽事也沒有，我也就辦了些不大能算得上業務的業務。一天早晨，卡恩機構的喬治·彼得斯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剛巧去了塞普爾韋達峽谷，出於好奇，便到韋林吉醫生的地盤上看了看，醫生已經不在那裏了，五六個土地測量隊在丈量土地，為劃分作準備。跟他說話的那些人從來沒聽說過韋林吉醫生。

“那可憐的家夥憑一紙委托書，就把那地方賤賣了，”彼得斯說，“我查過了。為了省時省錢，他們給了他一千塊錢讓他放棄產權，明擺著，現在有人要把這地方分割開來造居住區，要發大財了。這就是做生意與幹犯罪勾當的區別。做生意你得有資金。我有時覺得這是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

“好一套憤世嫉俗的言辭，”我說，“第一流的犯罪勾當也需要資金。”

“資金又是從哪裏來的，老兄？不會是從打劫酒莊的家夥腰包裏來的吧。再見。”

星期四夜晚，十一點差十分，韋德打來電話。他聲音含混不清，幾乎是在嗚嚕，不過我好歹聽明白了。我還從電話裏聽到了短促困難的喘息聲。

“我情況很糟，馬洛，非常糟。我挺不住了。你能不能馬上過來？”

“行——不過先讓我跟你夫人講幾句。”

他沒回答。那邊傳來一聲撞擊，然後是一片死寂。過了一會兒，又傳來一陣碰撞聲。我對著電話大聲呼喊，沒人回答。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最終傳來輕輕一聲哢噠，是聽筒掛上了，接著就聽見斷線的聲音。

五分鐘後我上了路，用了半小時多一點就到了那裏，我至今仍不明白這一路是怎麽開過來的。飛一樣通過關口，上文圖拉大街時闖了紅燈，強行左拐，在貨車之間亂竄，總而言之，我像一個十足的瘋子。過恩西諾時，我的車速差不多是一小時六十英裏，車燈大開，照著停靠在街邊的汽車，讓想要穿過街道的行人立即止步。這種幸運只有你豁出去的時候才會有。沒撞上警察，沒聽見警笛，沒看到警燈閃爍，眼前只有韋德家裏可能出現的場景：家裏只剩下她和個酒瘋子在一起；她斷了脖子橫陳於樓梯下；她把自己鎖在某間屋子裏，門外有人咆哮著想破門而入；她在灑滿月光的小徑上光著腳奔逃，體形魁梧的黑漢子高舉斬肉刀在後面狂追。

而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我駕駛著奧茲拐上車道，整幢住宅燈火通明，她站在洞開的大門口，嘴裏銜著煙。我跨出汽車，踩著石板路向她走去。她穿著便褲和開領襯衫，平靜地望著我。如果說那裏發生了任何令人不安的事情，那也是我帶去的。

我一開口就是一句蠢話，接下來又幹了一連串蠢事。“我以為你不抽煙。”

“什麽？不，不常抽。”她取下香煙瞧了瞧，扔在地上，踩滅了。“偶爾抽抽。他打了電話給韋林吉醫生。”

那是一種冷漠而平靜的聲音，一種在夜色中從水上傳來的聲音。非常自在。

“不可能，”我說，“韋林吉醫生已經不在那裏了。他給我打了電話。”

“哦，是嗎？我只是聽見他撥電話，叫人趕快過來。我還以為一定是韋林吉醫生。”

“他在哪裏？”

“他摔了一跤，”她說，“準是椅子後仰得太厲害。以前也發生過。他把腦袋磕在什麽東西上了。流了點血，不多。”

“那好，”我說，“我們不能讓血流得太多。他現在在哪裏，我剛才問你了。”

她神情嚴肅地看著我，接著伸手一指：“那邊的什麽地方。路邊或者靠籬笆的樹叢裏。”

我往前湊了湊，盯著她看：“老天，你也沒去看一看？”此時我斷定她是嚇懵了。我回頭掃視了一遍草坪，什麽也沒有，只有籬笆那邊有團顯眼的黑影。

“沒有，我沒去看，”她相當冷靜地說，“你找他去。我已經受夠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你找他去。”

她轉身回屋，讓大門就那麽敞著。她沒有走多遠，在離大門一碼左右的地方，她身體一歪，倒在了地上。我趕緊跑過去抱起她，平放在一張長沙發上。那邊面對面放著兩張長沙發，中間是一條淺色長幾。我摸了摸她的脈搏，不覺得怎麽微弱，也沒有時快時慢。她雙目緊閉，嘴唇發青。我把她留在那裏，又回到屋外。

她沒說錯，韋德果真在那裏。他側躺在芙蓉花叢的陰影裏，脈搏急促，呼吸反常，後腦勺上什麽東西黏糊糊的。我叫他，搖晃他，拍打他的臉。他咕噥了一聲，但沒醒過來。我把他拽得坐起來，讓他的一條手臂耷拉在我肩膀上，轉過身馱起他，扯住他一條腿。我沒能成功。他重得就跟水泥板似的。我們兩人都跌坐在草叢裏，我喘了口氣，又試了一回。最後我終於以消防隊員救人的姿勢把他撐了起來，費力地拖過草地，朝敞開的大門移動，這段路遠得好像去暹羅(1)打了個來回。門廊的兩級台階仿佛有十英尺高。我蹣跚著靠近沙發，屈腿就勢讓他滾進去。等直起腰時，我感覺脊柱至少斷了三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