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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洗了個澡，刮了臉，換了身衣服，這才感覺幹凈了些。我做了早餐，吃了，把鍋碗洗了，又清掃了廚房和後門廊，裝了一鬥煙，打了個電話給代接電話的服務公司，沒人打電話給我。何必去辦公室？那裏只有新死的蛾子，新積的灰塵。辦公室的保險箱裏躺著我的麥迪遜總統像，我可以拿出來玩一玩，也可以玩一玩五張嶄新的、還留著咖啡清香的百元大鈔。我能這麽幹，可我不願意。我內心深處有些別扭。這錢其實不屬於我。這錢買的是什麽呢？忠貞不貳對一個死人來說又有多少用處？哎，我這是宿醉迷離裏看人生哪。

這個早晨長得沒有盡頭。我消沉，倦怠，遲鈍，過去的分分秒秒好像掉進了虛空，帶著輕微的呼呼聲，如墜落的火箭。窗外灌木叢裏鳥鳴啾啾，月桂谷大街上汽車川流不息。我平日裏甚至聽不見這些，然而今天我郁悶，易怒，刻薄，過於敏感。我決意要擺脫宿醉。

通常我早晨不喝酒，南加州的氣候過於溫和，不適宜。新陳代謝不夠快。然而我現在卻調制了一大杯冷酒，坐在安樂椅裏，敞著襯衫，瀏覽雜志，讀一個過著雙重生活的家夥的荒唐故事，他有兩位精神科醫生，他一會兒是人，一會兒是蜂巢裏的某種昆蟲，這家夥就在這兩種生活之間來回穿梭。整個故事荒誕不經，不過倒也別出心裁，頗為有趣。我謹慎地控制著酒量，一次只喝一小口，隨時注意自己。

中午時分，電話鈴響了，一個聲音說：“我是琳達·洛林。我打電話到你辦公室，代接電話的人讓我打到你家，我想見見你。”

“有何貴幹？”

“我更願意當面談。我估計你偶爾也去辦公室吧？”

“是啊，偶爾。有錢可掙嗎？”

“我倒沒往那邊考慮。要是你想收費，我不反對。我一小時左右能到你辦公室。”

“妙極啦。”

“你是怎麽回事？”她厲聲說道。

“宿醉。但我還能走動。我這就過去，除非你願意來我家。”

“在你辦公室更自在些。”

“我這裏安靜舒適，死巷，沒有近鄰。”

“我對這暗示不感興趣——要是我沒理解錯的話。”

“沒人理解我，洛林夫人。我是個難以捉摸的人。行了。我會盡快趕去辦公室的。”

“多謝。”她掛了電話。

我在路上吃了個三明治，到辦公室遲了些。我開了窗戶通風，打開蜂鳴器，往候客室裏一探頭，發現她已經在那裏了。她坐在曼迪·曼寧德茲坐過的那把椅子裏，瀏覽著說不定是同一本雜志。她穿著棕色華達呢套裝，看上去相當優雅。她放下雜志，嚴肅地望了我一眼，說：

“你的波士頓蕨需要澆水。我想還該給它換個花盆。氣根太多了。”

我拉著門讓她進來。波士頓蕨，見鬼去吧。她進屋後，我放手讓門關上。我挪出客椅等她坐下。她習慣性地打量了一圈。我繞到辦公桌後面。

“你這辦公室不怎麽氣派啊，”她說道，“連秘書也沒一個？”

“邋裏邋遢的，不過我習慣了。”

“我想收入也不是太可觀吧。”她說。

“哦，這我就說不準了，要看情形。要不要看看麥迪遜總統像？”

“什麽？”

“五千塊面值的大鈔。預付金。我放在保險箱裏。”我起身走過去，轉動把手打開箱門，再打開裏面的抽屜鎖，從信封裏抽出大鈔，放在她面前。她似乎有些驚訝地望著它。

“別叫這間辦公室的寒酸相給騙了，”我說，“我為一個老家夥工作過，他腰纏幾千萬，就是你老子也要對他客氣三分。他的辦公室不比我的強多少，除了天花板上裝了隔音裝置，因為他有點耳背。地上連地毯都不鋪，是褐色油氈。”

她拿起麥迪遜總統像，夾在兩指間拉過去，又翻了個面，然後放回桌上。

“從特裏那兒來的，是吧？”

“老天，你怎麽什麽都知道，洛林夫人？”

她把鈔票推開，皺起眉頭。“他有一張。和西爾維亞復婚後他就一直隨身帶著。他把它喚作私房錢。在他身上沒找到。”

“也許是別的來路。”

“我明白。可世上有多少人會隨身揣著五千塊的大鈔？有多少給得起那麽多錢的人會給你這張大鈔？”

這個問題用不著回答。我只是點點頭。她毫不客氣地繼續往下說。

“馬洛先生，你得了這錢，原本是要為他幹什麽？你是否願意告訴我？最後去蒂華納的路上，他有足夠的時間說話。那天傍晚，你明確表示不相信那份自白書。他有沒有給你他妻子情人的名單，讓你從中找出兇手？”

這個問題我也沒有回答，不過理由不同。

“羅傑·韋德有沒有可能也榜上有名？”她的話很刺耳，“要是特裏沒殺他老婆，那兇手一定是個不負責任的暴戾之徒，不是瘋子就是殘暴的酒鬼。唯有這種人才會把她的臉打得——用你那令人反感的說法——血肉模糊。這就是你為什麽對韋德一家那麽殷勤——好一個‘媽咪的好幫手’，隨叫隨到：他喝醉了照顧他，失蹤了去找他，他孤苦無助時把他領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