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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在卡文葛大樓六樓的窩裏，我開始玩每日例行的“雙殺”(1)，對付早晨送來的郵件，從信箱到辦公桌再到垃圾箱，“廷克傳給埃弗斯再傳給錢斯”。我在辦公桌上騰出一塊地方，展開復印件。我把它卷起來是怕弄出折痕。

我又讀了一遍。信寫得詳盡合理，足以使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讀者滿意。艾琳·韋德出於一時忌妒，殺了特裏的妻子，後來又蓄意安排，等待機會，殺了羅傑·韋德，因為她確信他已經知曉內情。那晚在羅傑房間裏手槍走火、子彈打進天花板的事也是有意安排的。無從回答且將永遠沒有答案的是為什麽羅傑·韋德不采取任何行動，而是由著她得手。他一定已經明白結局會是什麽樣。所以他毫不在乎地損毀自己。操縱語言是他的本行，他的語言幾乎無所不及，唯獨對此事片言不留。

最近一次開的杜冷丁還剩四十六片，我打算把它們全吞下去，然後上床躺下。房門鎖著。只消短短一段時間，我便救不過來了。霍華德，我希望你明白，我面對著死亡寫下這些，每個字都是真實的。我沒有遺憾——也許除了沒能趁他們在一起時把他們同時殺掉。對那個別人叫他特裏·倫諾克斯的人——保羅，我也沒有什麽遺憾。他是那個我曾愛過、嫁過的男人的空皮囊。那天下午是唯一一次，我見到了戰後回來的他——起初我沒認出他來，後來我認出來了，而他立即就認出了我。他應當在挪威的皚皚白雪裏英年早逝，我那獻給死神的戀人。他回來了，與賭徒為友，為富娼之夫，成了個受寵而墮落的男人，或許之前還幹過坑蒙拐騙的勾當。時間使一切都變得低劣平庸，滿目瘡痍，皺紋累累。人生的悲劇，霍華德，並非英年早逝，而是日益老去且日益下賤。我不會步此後塵。別了，霍華德。

我將復印件收進辦公桌抽屜裏，鎖上。午餐時間到了，但我沒胃口。我從抽屜深處拿出一瓶特地留在辦公室的酒，喝了一大口，然後從桌邊的掛鉤上取下電話簿，查找《新聞報》的號碼，撥了號，告訴接電話的女孩，我要找朗尼·摩根。

“摩根先生要四點左右才會回來。你可以打去市政廳新聞發布室看看。”

我打了過去，找到了他。他倒是很清楚地記得我。“我聽說你很忙啊。”

“如果你感興趣，我有東西給你。不過我想你不會感興趣。”

“是嗎？譬如……”

“一份兩起殺人案的自白書復印件。”

“你在哪裏？”

我告訴了他。他想知道詳情，但我不願在電話裏跟他講。他說他不跑警事新聞。我說不管怎樣他仍然是城中唯一一家獨立報紙的記者。他還想爭辯。

“這玩意兒你從哪裏弄來的？我怎麽知道它值不值得我花時間？”

“正本在地區檢察官手裏。他們不會發布出去，因為會揭開兩件已經封档的案子。”

“我再給你打過去，要先請示一下上司。”

我們掛斷了電話。我去便利店買了一份雞肉色拉三明治，喝了點咖啡。咖啡太濃，三明治太油膩，像是從舊襯衫上扯下來的玩意兒。只要是烤出來的、用兩根牙簽串起來、邊上露出萵苣葉子的東西，美國人一概來者不拒，萵苣葉子稍微爛點就更好了。

三點半左右，朗尼·摩根來見我。他還是那晚從監獄送我回家時那樣，瘦得像根電線似的，疲疲沓沓，面無表情。他無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摸出一包皺巴巴的香煙。

“舍曼先生——就是總編輯——說我可以跟你接觸接觸，看看你手上有什麽。”

“除非你答應我的條件，不然不能公開發表。”我打開辦公桌抽屜，將復印件遞給他。他飛快地將四頁紙掃了一遍，開始細讀起來。他看上去相當興奮——就好像寒酸的葬禮上的殯葬承辦人。

“給我電話。”

我將電話機推過去。他撥了號，等了一會兒，說：“我是摩根，我要和舍曼先生說話。”他又等了一會兒，電話轉到另一個女人那裏，最後才找到總編，他要總編用另外一部電話打回來。

他掛上聽筒，坐在那裏，將電話擱在大腿上，食指摁住按鈕。電話鈴聲再次響起，他拿起聽筒湊近耳朵。

“是我，舍曼先生。”

他將紙上的內容逐字逐句念了一遍，念完後停頓了片刻，接著說道：“等一下，先生。”他放下聽筒，從桌子那邊望過來。“他想知道這份東西你是怎麽弄到手的。”

我伸手過去，從他面前收回了那份復印件。“告訴他，我是怎麽弄到手的不用他管。從哪裏來的另當別論。看看復印件背後的印章就知道了。”

“舍曼先生，看上去這是洛杉磯警察局局長辦公室的官方文件。我想我們很容易就可以鑒別它的可靠程度。還有，這是有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