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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駕車去了維克托酒吧，想著去喝一杯琴蕾，坐著等《新聞報》的晚報上市。可酒吧很擁擠，一點意思也沒有。我認識的酒保晃悠過來，喊我的名字。

“你喜歡酒裏加些苦料，沒錯吧？”

“偶爾為之。不過今晚給我加雙份苦料。”

“我最近一直沒見到你朋友，就是那個喜歡加綠冰的。”

“我也好久沒見到他了。”

他走開了，回來時端著飲料。我慢慢地啜著，這樣可以喝得久一些，我不想喝得半醉。如果不能醉個昏天黑地，那就保持清醒。過了一會兒，我又要了一杯同樣的。剛過六點，拿著報紙的報童就走進了酒吧。一個酒保吆喝著讓滾蛋，但在侍者揪住他把他推到門外前，他已經飛快地在酒客中間兜了一圈。我便是買主之一。我打開《新聞報》，掃了一遍頭版。他們果然照做了，全都見了報。他們將復印件轉成了白底黑字；尺寸縮小了，全部排在上半頁。另一個版面上刊登了一篇措辭強硬的簡短社論。署名朗尼·摩根的文章占去了半面專欄，排在另一個版面上。

我喝完酒便離開了，去另一個地方吃晚飯，然後開車回家。

朗尼·摩根的文章清楚明白地重新敘述了倫諾克斯一案和羅傑·韋德“自殺”的實情——針對當初報紙上的報道。沒有添油加醋，沒有故意隱瞞，也沒有歸咎於誰，是一篇幹凈利落、有條有理的報道。社論則另當別論。文中提出了質問——公職人員被抓到把柄時報紙通常會提出的那種質問。

大約九點半的時候，電話鈴響了，伯尼·奧爾茲說他回家前會順道過來一下。

“讀了《新聞報》沒有？”他閃爍其詞，還沒等我回答就把電話掛了。

他到了之後，一個勁兒地抱怨台階太長，說要是我有咖啡，他能不能喝一杯。我說我去煮。我煮咖啡時，他就在屋裏到處轉悠，隨意得好像在自己家一樣。

“像你這種惹事精，住在這個地方太過冷清，”他說，“山那邊是什麽？”

“一條街。怎麽了？”

“問問而已。你這裏的灌木叢該修剪修剪了。”

我端著咖啡走進起居室，他坐下來，慢慢喝著。他拿了我一支香煙點上，吞吐了一兩分鐘，又掐滅。“越來越不在乎這東西了，”他說，“有可能是拜電視廣告所賜。那些廣告讓你痛恨它們賣力推銷的任何東西。老天爺，他們一定以為大眾都是笨蛋。每回那些穿著白制服、脖子上掛著聽診器的混賬，舉著牙膏、香煙盒、啤酒瓶、漱口水、洗發水，或者一小盒讓肥胖的摔跤手散發出丁香氣味的玩意兒，我總是記著決不去買。媽的，就算我喜歡，也不買。你讀過《新聞報》了，嗯？”

“一個朋友事先漏了點風聲給我。是個記者。”

“你還有朋友？”他作出驚訝的樣子，“沒告訴你他們怎麽弄到這份材料的？”

“沒有。像這種情況他並非一定得告訴你。”

“斯普林格暴跳如雷。地區檢察官的副手勞福德是今天早晨拿到自白書的，聲稱他一拿到就徑直送去給上司了，這話令人生疑。《新聞報》刊印的看起來像是直接拿正本復印的。”

我啜著咖啡，一句話都沒說。

“活該，”奧爾茲繼續說道，“斯普林格這下得親自出馬了。據我看，這不像是勞福德泄露出去的。他也是個政客。”他定定地看著我。

“你來我家有何貴幹，伯尼？你不喜歡我。我們曾經是朋友——任何一個平頭百姓和鐵腕警察可以成為的那種朋友。不過這交情後來有點變味兒了。”

他身體往前傾，同時笑起來——有點叫人發怵。“沒有哪個警察喜歡一個平頭百姓背著他幹警察的活兒。如果韋德死的時候，你把韋德和倫諾克斯老婆的事告訴我，我會查出實情；如果你把特裏·倫諾克斯和韋德夫人的關系說出來，我會把她抓在手心裏——活的。如果從一開始你就和盤托出，韋德說不定能免於一死。更別提倫諾克斯了。你自以為相當機靈，是吧？”

“你要我說什麽？”

“說個屁。太晚了。我告訴過你，自作聰明的人除了自己愚弄不了別人。我清楚明白地告訴過你。不管用。眼下你要是聰明，最好離開洛杉磯。沒人喜歡你。有幾個家夥一旦不喜歡誰，一定會做些什麽。我從一個線人那裏得到的消息。”

“我沒這麽重要，伯尼，我們沒必要爭吵。韋德死前，你甚至沒開始調查這個案子；他死後，這案子在你、法醫、地區檢察官，或者在任何人眼裏都無足輕重。我的確有可能做錯了什麽，不過事實真相大白了。你說不定昨天下午已經把她抓起來了——但根據什麽呢？”

“根據你告訴我們的有關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