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8頁）

“我在問你其余的錢到哪兒去了?”

科布又停頓了一下。“我放了一些錢在家裏。”

“家裏?你妻子回來了嗎?她能證明你的說法嗎?”

“她還在出差。”

“那麽我們就派一位警官去你家找這些錢。錢究竟在你家裏什麽地方?”

“我也不記得了。”

“五百美元?你怎麽能忘記把五百美元放在什麽地方了呢?”

“我不知道。你把我問糊塗了。”

“昨晚你在家附近的酒吧裏吃了些什麽?”

“我吃了個漢堡包。”

“配什麽一起吃的?”

“嗯，薯條。”

“誰給你點餐的?”

“就是……就是那個酒吧招待。當時人很多，連個空座位都沒有了。”

“那招待叫什麽名字?”

“嗯，叫傑克。我不知道他姓什麽。如果你——”

“你怎麽付賬的?”

“現金。”

“吃了多少錢?”

“大約十美元。”

“你有沒有喝飲料?”

“兩杯啤酒。”

“吃了一份漢堡包，加上兩杯啤酒，賬單上卻只有十美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一點?”

“我是說光是漢堡包就值十美元。”

“但我剛才問的是你的全部賬單，不是漢堡包。”

“我說的是漢堡包。”

在回答所有這些近似機關槍速射般迸發出的問題之前，科布都有極其短暫的遲疑，正是這些遲疑讓丹斯清楚地意識到他昨晚根本沒去過那家酒吧。她向前又靠近了一些，進入一種更具威脅性的交往空間。“你在雪松街上到底做了什麽?”

“走到那該死的地鐵站去。”

丹斯一把抓起曼哈頓地圖。“漢諾威酒吧在這裏。地鐵站在這裏。”每次她用手指敲擊厚厚的地圖時，都會發出很大的響聲。“要從漢諾威酒吧出發前往華爾街地鐵站，根本不需要經過雪松街。你為什麽要這樣走?”

“我想活動活動，把剛剛吞下肚的‘大都會’雞尾酒和雞翅熱量運動掉。”

“人行道上結了冰，氣溫只有華氏十幾度，這樣的天氣你還要運動嗎?你經常這樣走嗎?”

“不。昨晚只是偶然想起這樣做的。”

“如果你不是經常走這條路，那麽你怎麽會知道這麽多關於雪松街的情況?例如這裏沒有住家，餐館打烊的時間，施工工地的位置?”

“我本來就知道。見鬼，這又有什麽錯呢?”他的前額滲出了汗珠。

“當你把錢弄丟的時候，你說過是因為伸手去口袋裏拿地鐵票，你當時有沒有取下手套?”

“我不知道。”

“我想你取下了手套。戴著厚厚的保暖手套，你的手不可能伸進口袋裏去。”

“好吧，”他立馬回道，“你什麽都知道，好吧，我的確取下了手套。”

“當時氣溫那麽低，你為什麽要在到達地鐵站之前十分鐘就拿出地鐵票?”

“你不可以這樣對我說話。”

丹斯用堅定而低沉的聲音說：“而且你也沒有在地鐵站台上看時間，是不是?”

“不，我看了。當時是九點三十五分。”

“沒有，你根本沒看。你不會在夜間的地鐵站台上炫耀自己價值五千美元的手表。”

“好吧，到此為止吧。我什麽都不想說了。”

當審訊官與說謊的調查對象對峙時，這個對象就會感受到強烈的壓力，而且會用各種方式來應對，以便逃避這種壓力。最有破壞性、最難以對付的應對方式就是以憤怒，隨後便是沮喪，接著是百般抵賴，直至最後與審訊官討價還價。審訊官的作用在於判斷嫌疑犯處於何種壓力狀態，並且要中和這種壓力——以及後來出現的所有壓力——直到最終迫使嫌疑犯進入認同狀態，也就是坦白狀態。

丹斯在心中揣摩了一下局面，發現盡管科布顯得有些憤怒，但是他主要還處於抵賴的狀態——這些調查對象很容易拿記憶力不好作為借口為自己開脫，同時責備審訊官對他們發生了誤解。擊潰這種抵賴的調查對象的最佳辦法是采取丹斯剛剛使用的策略，那就是“針對事實，各個擊破”。面對性格外向的對象，需要抓住他們的家庭生活問題窮追不舍，一個接一個地揭穿他們供述內容中的矛盾之處，直至他們的防禦體系土崩瓦解。

“阿裏，你七點半鐘下了班，然後去漢諾威酒吧喝酒。我們清楚這一點。你在酒吧裏停留了一個半小時左右。之後，你步行兩個街區，繞道前往雪松街。你對雪松街非常了解，因為你經常去那裏召妓。昨天晚上，九點到九點半之間，有個妓女將車停在那條巷子附近。你和她談妥了價格，然後付了錢。你和她一起上了車。十點一刻左右你完事下了車。這時你的錢掉在了路緣邊上，也許是因為從口袋裏掏出手機，看看你妻子是否給你打過電話，或者是為了掏出一些零錢來付小費。就在這時，兇手開車進了巷子，你發覺了，而且看見了一些情況。什麽情況?你都看到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