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 詐

那天早晨，在從艾登布裏奇開往倫敦的通勤火車上，假如塞繆爾・納特金沒把眼鏡盒掉在座位墊子的夾縫中，這事就不會發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鏡盒，偏偏又把手伸進坐墊之間去摸索，於是，事情便發生了。

他摸來摸去，手指頭不僅碰到了眼鏡盒，還觸及一本薄薄的雜志，顯然是這個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裏的。他以為是一份火車時刻表，於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來。倒不是說他需要一份火車時刻表。這趟通勤火車他已經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時間乘坐同一班火車，從安寧的艾登布裏奇小鎮到倫敦的查令十字街車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時間乘坐同一班火車，從坎農街車站抵達肯特，他不需要火車時刻表，只是一時間感到好奇而已。

納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臉紅了，趕快又把它塞回座墊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間，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發現。在他對面，兩份《金融時報》、一份《泰晤士報》和一份《衛報》正隨著火車的節奏一上一下地晃動，房產價格版面遮住了讀者們的臉。在他的左邊，老福格蒂在全神貫注地玩填字遊戲；在他右邊的車窗外，希瑟格林站飛馳而過。納特金寬慰地松了一口氣。

雜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樣，顯然是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單身、夫婦、團組——兩性聯誼雜志。”兩行字之間、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塊頭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聳，臉部用一個白色方塊遮住。照片上面寫著：“廣告者H331”的字樣。納特金先生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雜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著他所發現的這樣東西的暗示。

到站後車門一齊打開，上班族都湧到了熙熙攘攘的六號站台。納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著文件包、雨傘和圓頂禮帽，直至隔間裏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他鼓起勇氣，把那本雜志從坐墊之間抽出來，塞進文件包，然後手裏拿著季度車票加入到朝著檢票口蜂擁過去的圓頂禮帽海洋中去了。

從火車換乘地鐵，再從曼森大廈地鐵站出來，踏上台階進入三一巷，又沿著坎農街走到他當小職員的保險公司大樓。一路上，他都覺得不大對勁。他曾經聽說過一個人被汽車撞了，在醫院裏，人們在那人的衣服口袋裏發現了一疊艷照。這段記憶一直縈繞在塞繆爾・納特金的腦海裏。這種事情，誰能解釋得清楚呢？那種羞恥和尷尬簡直令人難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條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變得人盡皆知。那天上午他過馬路時特別小心，直至抵達保險公司的辦公樓。

由此可以推測，納特金先生並不習慣這種事情。有人曾經說過，人會傾向於模仿自己平時得到的外號：叫一個男人“壯漢”，那麽他就會昂首闊步、神氣活現；稱他為“殺手”，他就會眯起眼睛到處走動，努力去模仿鮑嘉[2]說話的樣子；“風趣先生”會一直講笑話、扮小醜，直至大家都擺脫壓力、開懷大笑。塞繆爾・納特金十歲時，學校裏的一個小男孩看了比阿特麗克斯・波特[3]的童話故事，給他起了個“松鼠”的外號，他的命運就這麽被框定了。

自從二十三歲起，他就在倫敦工作了。戰爭結束時，他退了伍，軍銜是下士。那時候，他能找到這份工作可謂很幸運。在一家大型保險公司裏當職員，工作穩定，最後還有退休金。這家保險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許多分支機構，如同五百碼以外的英格蘭銀行那樣安全穩固。這份工作標志著納特金進入了這座城市，進入了這個方圓一英裏，觸角遍及全球的經濟、商業和金融大本營。

四十年代後期，他非常喜歡這座城市。午休時，他會在街上閑逛，看看那些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古老街道。那時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確實是賣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倫敦墻也確實標志著倫敦城的邊界。在這些外表樸素的石頭建築物內，冒險商人們得到資金支持，遠渡重洋去中東、非洲和遠東開拓貿易往來、開礦或尋寶，再把戰利品送回這座城市，進行保險、放貸和投資。這一平方英裏之中的董事會和賬房作出的決定，可以影響到上百萬窮人的生計。這些事情讓塞繆爾・納特金感動，但他卻從沒想過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強盜。總體來說，納特金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光陰荏苒，二十五年後，原先的神奇感覺已經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湧進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員。他穿著辦事員灰西裝、拿著雨傘、戴著禮帽、拎著公文包，在這裏工作八個小時，然後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這片都市叢林中，一如他的外號，納特金是一個友善無害的生物。多年的職員工作已經使他適應了辦公桌，他是一個身材圓胖的快樂男子，今年剛滿六十歲，鼻梁上總是架著一副眼鏡，為的是能夠閱讀和近距離看東西。他性情溫和，對秘書總是彬彬有禮。她們都認為他很親切，對他總是很照顧。他根本不會看那種下流雜志，更不用說隨身攜帶了。但今天上午他這麽做了。他溜進洗手間，插上插銷，把《新圈子》雜志的每一個廣告都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