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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發生在六個月以前。”塔爾開始說。

“在四月間，”吉勒姆插言道，“從頭到尾說得盡量精確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間，”塔爾不動聲色地說，“布裏克斯頓平靜無事。我們在這裏靜候待命的，我估計，大約有五六個人。彼得·森布裏尼從羅馬回來，賽·範霍佛剛在布達佩斯幹了一仗，”——他露了一個惡作劇的笑容——“大家閑著無事，就在布裏克斯頓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對不對，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據塔爾說，這時突然香港站發來急電要人。

“他們說有一個蘇聯低層貿易代表團在香港，為莫斯科市場搜購電氣用品。有位代表在夜總會裏拋頭露面，名叫鮑裏斯，詳細情況，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沒有記錄。他們已經盯了他五天，代表團預定還要待十二天。從政治上來說，由當地的弟兄們來處理，這太棘手了，但是他們認為突然找到他頭上去，可能奏效。收獲不見得會很大，但這有什麽關系？也許可以把他當存貨買下來，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當存貨的意思是轉賣給別國的諜報機關，或者跟他們交換，這是剝頭皮組常做的低層叛逃人員的買賣。

吉勒姆沒有理會塔爾，他說：“東南亞是塔爾負責的區域。他正好閑著沒事，因此我派他去進行一次實地調查，發電報匯報結果。”

每次別人一說話，塔爾就陷入了夢境。他的眼光呆滯，看著說話的人，眼裏升起一層霧，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說話。

“於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說，“我總是聽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個聽話的人，盡管有時候有些容易沖動。”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飛，用的是澳洲護照，自稱是汽車推銷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夾層裏還放著兩份沒有用過的瑞士護照，以備逃跑之用。這是兩份緊急文件，可以按照當時情況需要填寫，一份是給鮑裏斯用的，一份是給他自己用的。他住進九龍金門飯店，到附近不遠的地方，在一輛汽車裏和香港的情報員碰頭。

說到這裏，吉勒姆側過身去向史邁利輕聲說：“塔夫蒂·西辛格，是個小醜，前皇家非洲步兵團的少校。潘西·阿勒萊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據一個星期來的監視，給了他一份關於鮑裏斯動向的報告。

“鮑裏斯真是個怪物，”塔爾說，“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飲，沒有斷過。他已有一個星期沒有睡覺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幾乎站不直了。白天他還跟著代表團視察工廠，參加談判，完全是個年輕有為的蘇聯官員的樣子。”

“多大年紀？”史邁利問道。

吉勒姆插進來說：“他的簽證申請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於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亞歷山德拉旅館，那是遠在北角的一個破爛的舊房子，是代表團的駐地。他和別人一起吃飯，到了九點左右，就從邊門偷偷出來，攔住一輛出租車，趕到九龍一帶夜總會集中的地區。他最愛去的地方是皇後大道的一間酒店——‘貓的搖籃’，他請本地的商人喝酒，一舉一動像個大人物的樣子，一直待到午夜。從‘搖籃’出來，他又直接殺到灣仔，到一個叫‘安琪兒’的地方，那裏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兒’設在地下室裏，是個水手和遊客愛去的小酒館，鮑裏斯似乎很喜歡那個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著賬單收據。他大多喝白蘭地，有時來杯伏特加，換一換胃口。他和一個歐亞混血兒有過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監視的人找過她，打聽明白是怎麽回事。她說，他感到很孤獨，坐在床上哀嘆，說他的老婆不識他的天才。這確實是個突破，”他譏諷地加了一句，這時拉康撥弄了一下煤塊，火勢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搖籃’去，親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監視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覺去了。他們不想知道。”

有的時候，塔爾說話的時候，他的身子一動也不動，好像是在聽他自己的錄音帶一樣。

“他在我之後十分鐘到了，帶了自己的女伴，一個高大的瑞典金發女人，還有一個中國女人跟在後面。裏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張桌子。他們要了威士忌，鮑裏斯付的賬，我坐在六尺遠的地方，眼睛看著那個蹩腳樂隊，耳朵聽著他們的談話。那個中國女人沒有開腔，說話的全是那個瑞典女人。他們說的是英語。那個瑞典女人問鮑裏斯住在哪裏，鮑裏斯說住在怡東酒店，這顯然是鬼扯，因為他明明是跟代表團一起住在亞歷山德拉。好吧，亞歷山德拉是家小旅館，怡東酒店聽起來好聽一些。到午夜時分，他們就散了。鮑裏斯說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這又是說謊，因為他並沒有回去——這叫什麽，傑克與海德13，對！——換了裝出去尋歡作樂的那個正派醫生。因此，鮑裏斯究竟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