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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來的就只有比爾了，史邁利這樣想。

在大多數的倫敦夜晚裏，只有短短的一段時間是萬籟無聲的。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有時甚至一小時，聽不到醉漢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車緊急刹車時車胎擦地的聲音。在蘇塞克斯花園，這段時間是在午夜三點左右以後。但是那天夜裏卻提前到一點鐘，那時史邁利又站在斜窗口，像個囚犯似的往下面看著波普格拉漢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裏剛有一輛貝德福特牌旅行車停著。車頭上貼著許多標語：“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瑪麗·勞，我們到了”。車廂裏有燈光，他猜想大概有什麽年輕人在那裏尋歡。孩子，他應該這麽叫他們。窗戶上有窗簾掩住。

他心裏想，現在留給我的只有比爾了，他仍呆呆地看著旅行車的窗簾和車頂上醒目的環遊世界的吹噓。現在留給我的就只有比爾了，我們在貝瓦特街有過一次融洽的交談，只有我們兩個人，兩個老朋友，兩個老戰友，“不分彼此”，就像馬丁台爾那麽優雅地說的一樣，不過那天晚上安恩被打發走了，這樣可以讓兩個男人推心置腹地談一談。他心裏重復說，現在留給我的就只有比爾了。他覺得血往上湧，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開始急劇減退。

他到底是誰？史邁利覺得不認識他了。每次想到他，總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為他很了解比爾：了解他的優缺點。他屬於戰前那一類人，現在看來似乎已永遠消失了，他能夠同時做到既聲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親是個高等法院法官，他幾個美麗的姊妹中有兩個和貴族結了婚。他在牛津的時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從來沒有和這些人關系緊張。他從十幾歲開始就是個熱心的探險家，還是膽大心細的業余畫家，他的好幾張油畫至今仍掛在邁爾斯·塞康比在卡爾登花園的庸俗大宅裏。他在中東一帶的每個大使館和領事館都有熟人，肆無忌憚地加以利用。他學起冷僻的外語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戰一爆發，圓場就找到了他，他們注意他已好多年了。他在戰時的表現令人眼花繚亂，他無處不在，魅力十足，作風不落俗套，有時甚至荒誕不經。他可以說頗有英雄氣概，把他比作勞倫斯是無可避免的。

史邁利心裏承認，比爾的確接觸過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過各種各樣的宏偉計劃，要恢復英國的影響和偉大——像魯伯特·布魯克29一樣，他很少談起大不列顛。但是史邁利即使在偶爾客觀的時候，也記不起他有什麽計劃獲得實行。

相較之下，作為同事的他覺得比較容易尊重海頓性格的另一個方面：天生間諜頭子的耐心和手腕，對付雙面間諜時少有的穩重，策劃騙局的能力，還有他的討人喜歡、甚至討人愛慕的藝術，不過這有時是對不起朋友的。

謝謝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證。

他為了不失公允，仍絕望地想，也許比爾真的不是能以常規來衡量的。他現在在腦海裏把他放在布蘭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萊恩旁邊，真的覺得海頓是個原創之作，其他人全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他們對比爾的愛戴就像要達到無法達到的完人理想而作的努力一樣，即使這個理想本身就是不對的，即使比爾是完全不配的。布蘭德粗魯無禮，伊斯特哈斯冒充英國腔，阿勒萊恩領導才能平庸，沒有比爾，他們都是一盤散沙。史邁利也知道，或者自以為知道——他現在想到這一點，仿佛是個小小的啟示——比爾本人也是微不足道的，欽佩他的人，布蘭德、普萊多、阿勒萊恩、伊斯特哈斯以及其他擁護者，可能認為他十全十美，但是他的真正訣竅是利用他們，通過他們來使自己臻於完美。從他們消極被動的個性中這裏拿一塊，那裏取一塊，這樣就掩蓋了他骨子裏其實遠不如表面那樣傑出……最後把這種依賴淹沒在藝術家的高傲下，把他們叫做是他思想的產物……

“夠了，夠了。”史邁利大聲道。

他突然停止進行這樣的分析，惱火地把關於比爾的另外一個看法丟在一邊，開始回憶起上次和他見面的情況，讓自己過於熾熱的頭腦冷卻一下。

“我猜你大概要向我打聽巫師的事。”比爾一開始就說道。他的表情倦怠，但神經緊張。這是他該去華盛頓的時候。要是在從前，他會帶一個不相配的小姐來，叫她到樓上去陪安恩，他們可以坐下來談正經事。史邁利不客氣地想，這樣免得讓安恩對他的女伴吹噓他的才華。這些女人都是同一類的，年紀比他小一半，邋裏邋遢的藝術學校學生，死纏不放，性情乖戾。安恩常常說他大概有個給他專門拉皮條的。有一次為了要叫人吃一驚，他帶來了一個叫斯丹奇的討厭年輕人，是切爾西區一家酒店裏的侍者助手，襯衫領子敞開，胸口掛著一條金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