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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情報員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個傳奇人物。”史邁利開始道，說話的口氣好像是在訓練所給新招的學員上課。“他們這樣做，第一個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報員欽佩他們。而後他們會想在同事身上也這樣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結果沒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數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這樣試一下。這些人都是賣狗皮膏藥的，得馬上除掉，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傳奇人物還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齡也是一個謎。很可能卡拉並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幾十年情況不明，也許永遠搞不清楚了，因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緘口不言。

“有人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沙皇的特務機關待過，後來轉到了蘇聯秘密警察委員會。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還有人說，他曾在東方對抗日本占領軍的裝甲列車上當過廚師助手。據說他是從伯格那裏學到他的本領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這等於是說由……隨便說哪個偉大的作曲家，教他音樂。就我所知，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時候，因為至少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偽裝成一個白俄新聞記者，收羅了一批德國情報員。這件工作非常復雜，由一個年輕人來擔任更是突出。接著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擔任科涅夫手下的諜報官，在蘇聯反攻斯摩棱斯克戰役中出現。他的任務是指揮敵後遊擊隊。他發現他的無線電報務員轉了向，向敵人發送軍情。他又把他轉了過來，從此以後就搞起無線電來，從四面八方收情報。”

史邁利說，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耶爾尼亞，由於卡拉的捉弄，德軍向自己的前線開炮。

“在這兩次露面之間，”他繼續說，“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間，卡拉來過英國，我們估計他來了六個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那是說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麽名字或什麽掩護。這並不是說傑拉德不知道。不過傑拉德不會告訴我們的，至少不會有意告訴我們的。”

史邁利以前從來沒有和吉勒姆這樣談過話。他是不喜歡跟人家說心裏話或者講長篇大論的。吉勒姆知道他盡管很愛面子，卻是個羞怯的人，不擅交際。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為國效勞了大半生以後，卡拉坐了一段時期的監牢，後來又流放到西伯利亞。這不是因為他本人有問題。他所屬的紅軍那個諜報單位正好遭到整肅，不再存在。”

史邁利繼續說，後來，在斯大林死後他復了職，便去了美國。這一點所以敢肯定，是因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剛從加州飛到德裏，印度當局就以移民手續不周的含糊其辭的罪名逮捕他。圓場後來傳說他與英國和美國的大叛國案有關。

史邁利了解到的情況卻更可靠：“卡拉又失寵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們當時認為也許能夠說服他倒戈過來。因此我坐飛機去德裏。想跟他談一談。”

那個滿面倦怠的侍者俯身過來問他們吃得滿意不滿意，故事就中斷了一會兒。史邁利極其客氣地向他保證，一切都很好。

“我與卡拉會面的經過，”他繼續說，“是時勢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處於瓦解狀態。高級人員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槍斃，就是被整肅，下級人員惶惶不可終日。第一個結果就是駐外人員大批叛逃。新加坡、內羅畢、斯德哥爾摩、堪培拉、華盛頓，到處都有，我也記不清哪些地方了，我們不斷地從常駐站收到這樣的人員，不是什麽大魚，不過是跑腿的、司機、密碼員、打字員。我們得有所表示——我想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行業的通貨膨脹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個跑外務的推銷員，今天飛到一個國家的首都，明天飛到一個邊境小崗哨，有次甚至飛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納叛逃的俄國人。選種、排隊、談判條件、聽取匯報，最後加以處理。”

吉勒姆一直看著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燈光下，史邁利的表情除了略帶焦慮的專注外，仍聲色不露。

“對於那些可信的人，我們擬出了三種合約。如果對方能夠接觸的機密不多，我們就把他跟別國交換，然後就置於腦後了。當做存貨買下來的，你會這麽說，就像剝頭皮組今天所做的那樣。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國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還沒有被察覺。或者，要是他的運氣好，我們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況都弄清楚了，讓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倫敦作決定，不是我。但是記住這一點，那個時候卡拉，他又自稱格茨曼，不過是一個策反者而已。我剛才是倒敘他的經歷。我不想對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現在得記住這一點，不管我們之間談過了什麽，或者更重要的是沒有談到什麽，我到德裏去時所知道的不過是——或者圓場裏的人所知道的不過是——有個自稱格茨曼的人，已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諜報網頭子魯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揮下的一個組織建立了無線電的聯系，那個組織過去由於缺乏通訊工具一直閑置著。所知道的就是這一些。格茨曼越過加拿大邊境偷運一台發報機進來，在舊金山潛伏了三個星期，訓練新的收發人員。這不過是個假定，不過有一大堆試發的電報可以作為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