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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為我一時沖動，抓起筆來匆匆給喬治·史邁利寫了封短信，邀請他在基礎課程結束的晚上光臨，給我那班快要畢業的學生講課，要不是因為他居然同意了——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絕不會對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訴你一些乏味的陳年舊事。坦白地說，我總愛跟學生們嘮叨這些故事，巴望他們聽得津津有味：種種不為人知的俠義之舉，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謀，或英勇無畏；當然，總還有許多英雄事跡只能以實用來形容。我會和你大談當年是怎樣在夜裏跳傘到高加索地區，怎樣乘著快艇冒險渡海，怎樣搶灘登陸，岸邊的燈光信號一明一滅，正在發送的秘密無線電訊號突然中斷，等等。我會談到那些默默無聞的“冷戰”英雄，他們在做出貢獻之後，毫不聲張地隱匿到自己曾保護過的社會之中。還有那些滯留敵後的叛逃者，在千鈞一發之際被我們從敵人的虎口中搶救回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沒錯，這確實是我們過的生活。在那個年代，我們確實做過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還取得了挺好的結果。在那些邪惡的國家中，也有甘為我們冒生命危險的忠誠戰士。他們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時候他們的情報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這樣，因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偉大的間諜也等於是毫無價值。

如果要說點兒輕松的，我會在見習生食堂裏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時候，跟他們講一段特別的經歷。想當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領導之下，圓場派出的一個三人接應小組正在東德境內行動。我們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脈的一道山脊上，祈禱著天上傳來一架沒有標記的飛機引擎減速時發出的顫音，還有那頂隨之飄落的黑色降落傘。祈禱得到回應後，我們順著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寶貝，結果找到了什麽呢？是石頭，我告訴那些睜圓了眼睛的學生們。大塊大塊如假包換的阿蓋爾2花崗石。我們蘇格蘭空軍基地的調度員錯發來了訓練用的箱子。

這段故事最起碼還能得到一點回應，但我說其他的故事時，往往講到一半聽眾都已經沒興趣了。

我覺得，寫信給史邁利的沖動在我心裏已經醞釀了很久，但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訪人事組的頭兒時產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兒去匯報學生們的進展情況。我順便去高級官員酒吧點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過華生這個角色，喬治·史邁利則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他們為搜尋圓場叛徒花了很長時間，最後發現此人正是我們的行動組組長，比爾·海頓。彼得一直沒聽到喬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說喬治在北康沃爾的哪個地方買了座小房子，而且越發不喜歡接電話了。喬治在埃克塞特大學掛了份閑職，學校還允許他用那邊的圖書館。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來，心裏不禁有些難過：喬治這位孤獨的隱士在空無一人的鄉野間踽踽獨行，獨自想著心事。年事已高的喬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尋求一絲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同時等待著前往間諜們躋身的瓦爾哈拉殿堂3。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麽樣？我問彼得時壓低了聲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時大家都會這樣，因為這是個公開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爾·海頓曾是安恩眾多情人中的一個。

安恩還是那樣，彼得說著像法國人似的聳了聳肩膀。她的幾個親戚在赫爾福德河口都有豪華宅邸。有時候她住在親戚家，有時候在喬治這邊。

我問他要史邁利的地址。“別告訴他是我給你的。”我記下地址時彼得說。把史邁利的下落告訴別人時，大家總會覺得有點內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為什麽。

三個星期之後，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給我們講授在敵國領土上進行秘密監視的技巧，他講這個是出了名的。當然嘍，他留下來吃了午飯，而且興致格外高，因為有我們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得從我到沙拉特的時候算起），人事組總算是同意我們招女生了。

不知不覺間，我打聽起史邁利的名字。

有些時候，就算是在柴棚裏招待托比我都不願意；有些時候我卻會感謝上帝，因為他和我站在一邊。不過隨著歲月流逝，我發現自己面對什麽樣的人都能心平氣和，這讓我覺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內德！”托比一邊用他那無可救藥的匈牙利腔英語喊道，一邊往後理了理精心抹過油的濃密銀發。“這麽說你還沒聽說呢？”

“聽說什麽？”我耐著性子問道。

“親愛的夥計，喬治現在可是捕魚權利委員會的主席。難道他們什麽都不跟你們鄉下這邊的人說嗎？看來我得去找首長反映反映，當面跟他說。到俱樂部時在他耳朵旁邊嘀咕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