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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麽說就結束了啊。”史邁利說道。壁爐裏行將熄滅的火光照亮了鑲有護墻板的圖書館，照耀著滿是裂紋的書架，給書架上一排排蒙著塵土的旅行、探險類書籍鍍上了一層金邊，把扶手椅上破舊開裂的皮革和褪了色的照片也照成了金色，不過照片上那些身穿制服、拄著手杖的情報官員早已消失無蹤；火光還照耀著我們的臉龐，形形色色的臉都朝著坐在榮譽寶座之上的史邁利。情報部的四代人懶洋洋地聚集在這個房間裏，但史邁利平靜的聲音和雪茄煙的薄霧似乎把我們聯結成了一個大家庭。

我都不太記得我是否也邀請了托比，可是顯然工作人員都在期待他的到來。他剛到，餐廳裏的侍者就趕緊跑出去迎候了。托比穿著寬大的水洗絲翻領西服和馬甲，上面有巴爾幹式的盤花紐扣，看起來跟騎兵上尉分毫不差。

出於對喬治的尊重，伯爾剛在希斯羅機場落地就匆匆趕來。伯爾的那輛羅孚車有司機開，他坐在後排換上了禮服。他像個舞蹈演員似的悄無聲息地溜進房間（大塊頭們似乎都能自然而然地學會這種步法），幾乎沒引起注意。接著蒙蒂·阿伯克瞧見了他，立刻讓出自己的座位。伯爾最近才成為第一個在三十五歲之前升到協調官的人。

史邁利的周圍閑散地坐著我的最後一班學生，身穿晚禮服的姑娘們就像是剛剪下的花枝，男孩子們在阿蓋爾完成結業體力特訓之後，看起來個個情緒高漲、精神抖擻。

“結束啦。”史邁利又重復了一遍。

是不是因為他突然停住我們才覺得吃驚？還是因為他改變了語調？還是因為他做出牧師一般的姿勢，圓胖的身體變得僵硬了，不知是出於虔誠還是出於決心？當時我沒法告訴你是什麽原因，現在仍然沒法告訴你。但我知道，雖然我並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的眼神，可是聽了他說的話之後，我立刻覺察到我們大家都產生了一種緊迫感，仿佛史邁利是在號召我們拿起武器——然而他說的話不僅僅是關於拿起武器的，也同樣關系到把它們放下來。

“結束啦，我也是一樣。徹底結束了。到了為昨日的‘冷戰’勇士們落下帷幕的時候了。而且請別再讓我回來了，千萬別。新的時代需要新的人物。最糟糕的就是讓你們來模仿我們。”

我覺得他本打算就此結束，不過你最好永遠別去猜測喬治·史邁利接下來想要幹什麽。據我所知，到這兒來之前他已經把演講收尾的整段話背了下來，而且還加工過，一個字一個字地排練過。不管究竟是哪一種情況，我們的沉默現在都逼迫著他繼續往下說，就像我們對禮節的需求一樣。實際上，那一刻我們都完完全全地依賴著他，假如他扭過身離開房間，不再對我們說一句話，我們的失望之情可能就會把對他的熱愛轉變成怨恨。

“我一向都只在乎人。”史邁利宣布說。這是他說話時典型的技巧，先以一個謎語開場，等待片刻之後再開始解釋。“我從來不在乎什麽意識形態，除非它們太瘋狂或是太邪惡。我始終認為體制並不比組成它們的人更有價值，而政策也只不過是可以不動感情的借口而已。我們的事業要關注的並不是大眾，而是個人。是人結束了‘冷戰’，也許你們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是武器，不是技術，不是軍隊，也不是戰役，就只是人。事實上，結束‘冷戰’的甚至都不是西方人，而是我們在東方的那些宿敵。他們走上街頭，面對著子彈和警棍說道：我們受夠了。有膽量爬上講壇宣稱自己沒穿衣服的，並不是我們的皇帝，而是他們的皇帝。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一發生，種種意識形態也像判了刑的囚徒似的尾隨其後，就和意識形態盛行的時候一樣。因為意識形態並不具備自己的心靈。它們是我們不斷奮鬥的自我釋放出的妓女和天使。有一天，歷史也許會告訴我們誰真正取得了勝利。如果西方被自己的物質主義噎死，那麽西方到頭來還是會成為失敗者。歷史保守秘密的時間比我們大多數人都要長。但她有一個秘密我今晚就要透露給你們，大家千萬別傳出去。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麽勝利者。有的時候誰也不必成為失敗者。你們問我，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俄羅斯。”

我們問他的真是這個問題嗎？還有別的什麽原因能讓他突然轉變話頭呢？我們泛泛地探討過蘇聯帝國的解體，這沒錯；我們談論過日本的不斷興起，還有經濟強國的歷史變遷。沒錯，在晚餐之後的問答環節，確實有人順帶提到過我在蘇聯處的時候，也有幾個問題觸及中東地區和史邁利在捕魚權利委員會的工作——多虧了托比，這件事現在已經盡人皆知。但我並不認為史邁利現在打算回答的是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