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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訊問啊，”史邁利凝望著壁爐裏跳動的火苗說，“其實根本不是什麽訊問，而是備受摧殘的靈魂在相互交流。”

史邁利說的是他對莫斯科中心代號“卡拉”的間諜大師的盤問，此人向我們投誠就是他促成的。但對我而言，他說的卻是那個可憐的弗雷溫。據我所知，史邁利從沒聽說過弗雷溫的事。

告發弗雷溫是蘇聯間諜的信，是在一個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個星期五從倫敦西南一區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總部档案室拆開了這封信，當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標注了“HIP 157閱”幾個字。“HIP”這個令人不快的縮略語指的是“訊問處處長”，換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來，打頭的字母“H”應該換成“R”——“你就在訊問處好好安息吧。”當天五點鐘，總部的綠色廂式車才在諾森伯蘭大道卸下沒幾封信的郵件包，訊問處對這種姍姍來遲的煩人事往往會置之不理，擱到第二天早晨再說。不過我正打算改變這種狀況，況且手頭也沒別的事可做，便立刻打開了信封。

兩張粉紅色的描圖紙片和信別在一起，紙片上都用鉛筆注了字。總部寫給訊問處的字條向來有種對白癡下達指示的意味。一張紙片上寫著：“已認定C.弗雷溫即為西裏爾·阿瑟·弗雷溫，外交部譯碼員……”後面是弗雷溫正面議決記錄的索引號和個人档案編號，這等於是在大費周章地告訴我，档案中沒有任何對此人不利的記錄。第二張紙片上寫著“已認定S.莫德裏安即為謝爾蓋·莫德裏安”，後面又跟著一連串档案索引號，不過我根本沒去理會。在蘇聯處幹過五年之後，對我來說謝爾蓋·莫德裏安就是謝爾蓋，其他人對他也同樣熟悉：老夥計謝爾蓋，詭計多端的亞美尼亞人。莫斯科中心設於蘇聯駐倫敦大使館的常駐站裏配了一大幫工作人員，謝爾蓋在其中可是個頂尖人物。

就算我心裏還有一點點猶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謝爾蓋的名字也打消了這個念頭。這封信裏寫的也許全都是假話，不過我當時可是在主場。

寄：倫敦西南區唐寧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長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讓您知悉，外交部譯碼員C.弗雷溫（此人長期、經常接觸絕密及以上密級的材料）最近四年來，一直與蘇聯駐倫敦大使館第一秘書S.莫德裏安保持著秘密聯系，而且沒有在年度審查報告中如實反映這一情況。兩人之間傳遞過秘密材料。莫德裏安先生的行蹤現無法查實，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蘇聯。弗雷溫現仍居於薩頓區比弗大道的栗樹街，莫德裏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訪過一次。C.弗雷溫現在過著極其孤獨的生活。

您真誠的，A.帕特裏奧158

是用電動打字機打的。普通的白色A4紙，沒有水印。信上寫有日期、標點符號使用過多、拼寫準確無誤，信紙疊得非常工整。沒有寄信人的地址。從來都不會有的。

那天晚上我沒什麽別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爾摩斯酒吧喝過兩杯威士忌就晃悠到總部，簽名登記進了档案室的調閱室，調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點的接待時間，我坐到了伯爾的等候室裏，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寫告訴了伯爾那位圓滑的私人秘書，此君好像從來沒聽說過我是誰。莫斯科站的布羅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們倆熱火朝天地談論著板球，硬是沒提到布羅克曾在蘇聯處為我工作過的事，況且他最後經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幾分鐘之後，彼得·吉勒姆抱著一大堆文件晃了進來，看樣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當上了伯爾秘書處的處長。

“在你前頭插個隊不介意吧，老夥計？十萬火急地傳我來見他。看樣子那家夥是希望我連睡覺時也加班幹活。你碰到什麽問題啦？”

“麻風病。”我說。

情報部裏的大人物會在一夜之間變得籍籍無名，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沒有哪兒能比得上。巴雷·布萊爾的叛變引發了一系列動蕩，即便是伯爾的前任克萊夫那麽精明的人物，也沒能在五樓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穩腳跟。據最新消息，克萊夫正在趕赴圭亞那擔任當地站長的途中，在那個地方任職倒是很有益健康。經過歷次風波仍舊巋然不動的，似乎只有我們那位畏畏縮縮的法律顧問哈裏·帕爾弗裏。就在我走進伯爾光可鑒人的辦公套間時，帕爾弗裏從另一扇門裏鬼鬼祟祟地溜了出來——不過他的動作還是不夠快，只好沖著我投來一個狂亂的笑容。近來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讓自己的模樣顯得更正派些。

“內德！太好了！哪天咱們一定得一起吃頓午餐。”他氣喘籲籲地低聲嘟噥了一句，接著就消失到水線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