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尋仙（第6/7頁）

至於魏晉之際的竹林七賢，他們中的人，無論是阮籍，還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隱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後來著名的隱士，到了東晉時代，早期的謝安算一個，玄言詩人許詢算一個，他們代表了典型的蘭亭時代的隱士風範：一方面保持著隱士的精神姿態，另一方面又不拒絕富貴的物質生活。謝安我們已講，在這裏只說許詢。他是當時的名士，但又終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於江南清秀的山水間。他喜歡山水這一點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樣。許詢曾隱居於蕭山：“乃策杖披裘，隱於永興西山。憑樹構堂，蕭然自致。”以登山臨水為樂。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絕。許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絕在京城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贈送的珠寶，所謂“許玄度隱於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許詢用這些錢在山中為自己修建了豪華如仙宮的別墅。這在後世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一切講求率性自然的魏晉時代卻可以。當然，也有人非議他，而許詢說：“比起把天下讓給我，收些珠寶又算什麽？”戴逵是當時的另一著名隱士，古琴、繪畫、雕塑，無所不精，所以他的隱逸生活充滿了藝術的氣息。早年時，京城權貴聞其大名，想聽他彈琴，戴逵有高節，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門伶人！”尤此名聲更甚。戴逵也終身不仕，後隱於會稽剡縣，更因王徽之“雪夜訪戴”而為世人所知。

東晉的隱士在後期有包括陶淵明、周續之、劉遺民在內的“潯陽三隱”。作為隱士詩人之宗，陶淵明曾多次出仕、多次歸隱，四十歲之後徹底過起田園生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這是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時的士人的選擇。在《飲酒》中，詩人則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來，魏晉隱士在鐘情老莊上表現得更明顯，無論是陶淵明，還是劉遺民，抑或周續之，都傾心於《老子》《莊子》。尤其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帶有老子風格的“小國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後，引得後人探尋和追慕。他們與廬山高僧慧遠關系密切，並加入了蓮社。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表明佛教對中國隱士有了影響。與陶淵明同一時代的宗炳，在具有隱士身份的同時，還是那個時代第一流的山水畫家。朝廷屢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絕。他是繼許詢、王羲之之後，又一個狂熱的山水愛好者。按史上記載，他“每遊山水，往輒忘歸”，“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他潛幽谷，行遠山，達三十年之久。晚年時，不能再遠行，於是把自己曾去過的山水都畫於家中墻壁上，“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隨後南北朝時的陶弘景，是古代隱士中的一個典型。他36歲辭官，“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後隱居於茅山。陶弘景深知廣謀，梁武帝蕭衍建梁前，與陶弘景過從甚密。後蕭稱帝，朝廷每有大決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見，“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時人稱之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隱居到更遠的名山，但卻沒這樣做，而是隱居在了離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為離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動。在追逐自然適意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又參與著國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隱士與權力的兩全。對他來說，權力角色未必是其終極追逐的，他也許只是把決斷國事當作構成隱士價值的另一個部分。這需要與京城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和精神上的距離），這個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這個角色。

隱逸內涵發生微妙的變化，是在寄居江南的東晉王朝時期。東晉名士除了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發現了山川之美。東晉前，即使嚴光隱居於美麗的富春江，在他那裏，第一重因素也是出於對人格和精神獨立的堅守。而東晉之後，士之隱，雖也存在嚴光這樣的心理，但純粹的山水審美和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已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再後來，山水情結由停留於欣賞自然景觀上升為一種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後至唐朝時化為一種人文情懷，正如李白所說：“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石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詩中既描繪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隱士生活的清幽，還表達了一種生命的理想狀態。隱逸生活的具體內容，往往又為旅行、讀書、彈琴、品茶、修道、參禪、詩歌、書畫、名士互訪等所環繞，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詩歌（或稱之為隱逸詩歌）和山水畫。反過來，這種文藝映照又使隱士文化本身顯得更為深幽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