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尋仙（第4/7頁）

春秋時代的隱士，有晉文公時的介子推，此人有恩於文公，但文公返國後，他不願為官，隱於綿山。文公叫人放火燒山，為的是逼他出來，沒想到卻將他燒死。當然，還有一個版本，說他逃出了綿山，繼續做了隱士，三十年後，有人於東海邊見其賣扇。說到這裏，有人會提到買賣做得更好的範蠡。他在協助越王勾踐復國滅吳後，選擇了激流勇退，在漫遊和經商中度過了剩余的歲月，而且經商尤其成功，被認為是儒商之祖。嚴格地說，他不算一個純正的隱士，但身上的隱退思想卻值得注意。範蠡執政懂國，作戰知兵，經商熟悉市場，其經營之道頗具原創性，作為一個人物，實在不簡單。範蠡是進退有據的士人，這一點為後世樹立了榜樣。談到這個人，很多人的觀點是：既有儒家入世之心，又有道家出世之道。如果仔細品讀，會發現，他還有楊朱“貴生”和“重己”的思想，對個人生命的保存與歡愉非常珍視。這一點對後來士人的隱逸觀念是有影響的。

不過，莊子對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那樣的人是不屑的，他認為他們並沒真正達到一種隱士的理想之境。因為對一個真正的隱士來說，並不存在一個為了政治立場而付出生命的理由。莊子的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戰國時，除莊子這樣純正的隱士外，隱於山林的還有像鬼谷子這樣縱橫家和陳仲這種“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的高潔之士。後者出身齊國貴族，但心厭仕途而情系林野，居於石室，接飲甘泉，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在談到他時，稱他是“齊國之巨孹”。

從秦朝建立到西漢之初影響最大的隱士是“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綺裏季、甪裏先生。東漢章帝時的隱士梁鴻“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由此可見此四人在那個時代所占據的地位。四人最大的特點：一年歲高，二德行深，三知進退。在傳統的看法中，認為真正的高士，並不是說永遠呆在山中，而是說知道何時扶世，何時潛隱。四老原本是秦博士，秦末避戰亂，潛行入商山。西漢初，劉邦欲請之出山，被四老拒絕。漢初建，劉邦在選接班人問題上很頭疼，太子盈雖賢良卻懦弱，劉邦有意立戚妃之子如意，這是個大問題。秦二世而滅，一個關鍵細節，即廢長立幼，所選非人。當時，呂後和張良很著急，但又勸不動劉邦，只好以太子之名請四皓安劉。四皓為避免天下再陷動蕩，慨然出山。劉邦平叛歸來，於宮中設宴，見四位巍然老者侍於太子身後，問之為誰，答曰：“商山四皓。”劉邦問此時何以出山？答：“太子禮賢下士。”劉邦後再無廢太子之意。太子繼位為漢惠帝，欲封賞四皓，四人不受而去，重返商山。四皓之高，就在於進退有據。四皓之後，西漢有名的隱士，僅有漢成帝時的陜西鄭子真、四川嚴君平。後來王莽篡漢，“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但當時的隱逸之風只是出自對“正統”的維護和對新政權的不接受，跟伯夷、叔齊一類沒有本質區別。

一般來說，亂世隱，盛世仕。但東漢不是這樣。無論是這個王朝初期蓬勃發展時，還是中期亂象初生時，再到末期無法收拾時，都流動著一股壯觀的隱逸潮流。這就是東漢在士人隱逸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的原因。東漢歷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隱士的傳統，映照在社會上，使當時有一種“以不仕為德高”的隱逸情結。這種傳統與王朝之初出現的巨隱嚴光有直接關系。一般來說，王朝更叠時，往往社會會發生大動蕩，這時候就會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於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後，皇帝為展示宏大氣象，同時也是出於對百廢待興的國家的恢復，就會征召隱士出山參與王朝的鞏固與建設。劉秀即如此，所以東漢之初，全國各地都貼著征召賢良的公文。當時有很多隱士確實重新返回了崗位。但最有資格的嚴光卻拒絕了。他是皇帝的老同學，早年曾和劉秀一起在長安讀書。劉秀曾親自去請嚴光，但後者高臥不起，劉秀上前，撫嚴光腹部，說：“子陵！不肯出山相助，為何？”嚴光睡而不應，過了半天，慢慢睜開眼：“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強迫！”劉秀說：“子陵！我竟不能請你出山麽？”於是嘆息而去。後來，劉秀仍不肯放棄，又請嚴光到皇宮，兩人同臥回憶往事時，嚴光將腳搭在劉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沒有脾氣。但即便如此，仍然無法說動嚴光出仕。

嚴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為純粹的隱士。他的隱逸與政治立場沒有關系，而是完全出自於個人的價值觀。最後，他離開洛陽，返回富春江，在那裏以垂釣度過余生。嚴光對後世士人影響極大，成為東漢以後隱士的標杆。北宋範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中寫道：“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但後世對嚴光於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嚴厲批評態度。南宋楊萬裏《讀〈嚴子陵傳〉》：“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嚴光論》說得更厲害：“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淒巖濱水以為自樂……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總結出來一句話：如果不是劉秀收拾亂世，哪有你在江邊安然垂釣的機會？明末王夫之亦說：“遁非其時，則巢、許之逃堯舜，嚴光、周黨之抗光武也，非其義，則君臣之道廢，而徒以全軀保妻子為本，孟子所謂小丈夫也。”話雖如此，但嚴光的個人選擇仍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他的選擇是忠於自己內心的。東漢士人普遍的隱逸情結跟魏晉名士還不一樣，他們的隱逸更多是出於道德上的標準，也就是“守節”，認為隱是高於仕是因為“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而不是像魏晉名士那樣來自於對個體生命意識的自覺。除嚴光外，東漢還有周黨、王霸等著名隱士。關於東漢隱士氣節之高，在周黨的答復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他們在權力面前保持著人格的高貴和獨立，堅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這實際上是隱士文化中最光輝的部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