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九章 日益擴展的齊日貿易

1682年10月10日，江戶。

延寶三年（1675年）發生的齊國入侵事件，在整個日本國內引起了劇烈的震動。不論是以天皇為首的禦卿公家，還是以德川氏為首的幕府首腦，乃至各地藩國大名，從未想過，一個遠在數萬裏之外的“蠻夷之國”，竟然真的敢組織一支遠征艦隊，侵入日本國土，並且還以摧枯拉朽的方式連續擊敗幕府數萬大軍，最後逼得幕府不得不割地求和。

要知道，一千多年前，我日本雖然在朝鮮白江口慘敗於當時的大唐帝國，但那完全是因為自身實力不足，根本無法抗擊處於鼎盛時期的大唐王朝。即使如此，大唐在滅亡百濟之後，也並未出兵懲罰日本，反而繼續與之保持聯系。後來，甚至還允許日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全面學習大唐先進的文化和政治，以及經濟領域的先進經驗和技術，繼而大大促進了日本整體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可謂是因禍得福。

及至四百多年前，野蠻的蒙古帝國為了征服日本，兩次跨海來攻，其勢洶洶，日本幾欲面臨亡國滅族之險。但天可憐見，神佑日本，兩股“神風”降臨，盡摧敵軍，使得日本免遭破國之禍。

九十多年前爆發的慶長·文祿之役，大明官軍英勇抗擊，多次擊敗入朝日軍，讓豐臣秀吉進取朝鮮，繼而征服大陸的欲望徹底破滅，太閣為此憂郁而死，讓這場宏大的戰爭無疾而終，匆匆落下帷幕。

縱觀上述幾場對外戰爭，日本雖有兩次較大的失利，但也有一次輝煌勝利。而且，日本在這幾場戰爭當中，本土均未遭到大規模的侵入，更未曾有過割地賠款的屈辱經歷。

然而，“延寶之役”當中，齊國不僅攻占了日本最大的商業中心——大坂，而且還揮兵殺入京畿地區，破奈良，陷京都，俘天皇，最後於大坂、上總國（今日本千葉市），兩敗幕府大軍，兵臨江戶。

不堪再戰的德川幕府，只能被迫向齊國求和，然後簽訂了那份喪權辱國的《江戶條約》，由此讓神國陷入“黑暗”和“沉淪”之中。

隨後數年間，大量的齊國工業制成品蜂擁進入日本市場，幾乎摧毀了處於“繈褓”之中的日本手工業，使得城市中大量的手工業者紛紛陷入破產境地，淪為遊民和乞丐。

在戰爭前，日本的出口和進口分別僅有七十五萬漢洲銀元和六十八萬漢洲銀元，整體貿易額不過一百四十余萬漢洲銀元。

而戰後第二年，日本出口達一百八十五萬漢洲銀元，進口達一百九十萬漢洲銀元。而到了去年，出口劇增至五百四十萬漢洲銀元，進口為六百一十萬漢洲銀元。六年間，出口增長7.2倍，進口增長近9倍，貿易總額增長了8倍。但讓日本憂心忡忡的是，隨著貿易額的增長，日本的貿易逆差，也開始逐漸加大，金銀外流持續增加。

從開港之時起，生絲一直占據日本出口商品的首位，占整個貿易出口額的五到六成，位於第二位的是茶葉，占一成五到兩成，處於第三位的則是硫磺，雖然出口量極大，但因為價格低廉，僅占出口額的一成。

其實，在日本，還有一項隱形的出口貨物，即黃金。日本的金銀兌換比率嚴重偏離於“國際行情”，使得大量金幣（小判）外流。不過，兩年前，幕府及時發現了這個貿易漏洞，通過貨幣改鑄，使金銀兌換率已經與“國際行情”趨於相等，讓眾多的貨幣投機商人扼腕不已。

面對洶湧而來的外國商品，以及國內出現的劇烈變化，日本的文人學者和公卿大名等官員在如何處理對外關系上，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爭論和主張。但概括起來，無非有三種觀點。

其一，為攘華排夷。所謂“攘華排夷”，就是“保持東照、大酋（即德川家康）二公的舊典，千萬勿使華寇（即齊國）夷狄靠近。若華寇、夷狄欲侵入神國，須毫不猶豫予之擊退，令其受盡苦頭，以弘揚我神國之武威於海外。”

為此，作為驅趕華寇、夷狄之術，無論如何應當盡力加強鐵炮艦船的武備，以天皇為幟，以公方（幕府）為總領，萬眾一心、齊心協力護衛神國。

這種觀點雖然還沒有特別地將“攘華排夷”與“尊王”結合起來，但在許多有識之士內心是有這樣的期待，在號召國中民眾為國防獻身時，自能統一人心，激起民眾“尊王”之欲。

其二，為消極開放國門，以拖待變，緩緩圖之。這種觀點認為，“可以主張與華寇、夷狄貿易往來，以免神國無端遭敵人入寇之虞。暫且應允與他國進行貿易以安撫其心，在此期間，加強我神國武備，待我方具有與之抗衡的力量時，在行中斷貿易，並以武力驅之。”

許多日本學者認為，這種觀點無非就是一種拖延戰術，其目的是要恢復原先最為嚴格的鎖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