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在申海（第3/4頁）

這裏面的企業信用制度，其實就是為風險投資機構投資園區企業服務的。”

周新說：“我感覺我剛剛說的還有不清晰的地方。

國外資本不願意投資國內的半導體企業，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風險。

國外這幫投資機構都是屬狗的，他們不怕挨打，他們只怕吃不著肉。

國內互聯網行業的創業者們憑借幾張PPT就能從國外投資投資機構手上幾百萬幾千萬美元的拿，國外投資機構這時候就不擔心風險嗎？

國外投資機構只想追求超高的收益，他們需要做的是投資看好的企業，然後把它運作上市。

華國的半導體企業不會有這樣的機會，至少短期內不會有。

無論是納斯達克還是近在南邊的港股市場，華國的半導體企業去這些地方上市IPO這一關是過不去的，不會有投資人接盤，因為他們壓根就不認為華國在半導體領域能有什麽有價值的企業。在國內的資本市場上市就更難了。

所以申海在企業信用、風險控制上做的再好，海外資本依然不會選擇投資張江的高科技企業。

即便是我，我也有自己的目的，我希望在投資華國半導體企業的過程中，培育我可以掌控的供應鏈。

只有華國國有資本才有這個能力，有這個條件，去陪這些高科技企業共同成長。

在我看來，華國要做的產學研還應該包括，學校的專家幫國有資本把關，他們負責把關，這家企業到底有沒有技術含量，這家企業的研發人員，核心研發專家水平怎麽樣。

通過績效考核，把這家企業的未來和做評審的專家高度捆綁。

比如A企業，估值5000萬，希望從國有資本這裏獲得2500萬的投資，出讓50％的股份。

那麽如果這家企業最終在清盤的時候，為國有資本帶來了10％的收益，專家能夠拿到多少錢，20％的收益，又能拿到多少。

如果這家企業最後上市，國有資本這一單就是數十倍的收益，做評審的專家又能拿到多少錢，這都可以形成一整套的機制。

如果出現虧損，那專家要怎麽懲罰，也需要有機制限制。

甚至專家和企業勾結，騙取國有資本的投資，又要怎麽處罰。”

周新說的是一種很新的東西，在座的大佬們都沒有聽過。

即便後來千億規模的芯片大基金，也沒有這麽玩。

這是周新在創業過程中的思考，不一定適用於未來，但是很適合現在。

因為現在技術差距還不夠明顯，核心研發團隊能力夠強加上有資金支持，是能夠實現技術追趕的。

等到差距過大，再厲害的團隊也只能摸到別人的尾燈。

周組長聽完後點頭道：“周先生說的給了我很多啟發。

我聯想到最近我在調研國內的高科技園區時候觀察到的亂象。

可以概括成八個字：盲目跟風、好高騖遠。這是是當前高科技園區的通病。

為了爭項目、求產值，而忽視立足國情，在市場上尋找最佳切入點，培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剛剛周先生提到的，讓我想到，我們可以結合一下。

投貸聯動，讓有豐富經驗的銀行幫我們對企業把第一道關，他們會從企業真正的經營情況入手，來給出貸款額度。

然後讓專家來把第二道關，找出真正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進行投資。

最後再通過張江園區，對這些企業的位置優勢，在投資完成後持續追蹤他們的企業發展動態，做好服務的同時也是做好監管，來把好最後一道關。”

周新說：“是的，我可以再補充一點，那就是專家評審的第二道關，最好采取盲審的方式。”

在1988年之前，地方政府一直是地方基建最主要的投資主題，而且不需要有人對項目收益負責。

再後來投資主體變成了平台公司，也就是俗稱的城投公司。

一直要到國家層面鼓勵光伏產業發展後，地方政府看到機會，光伏既是企業性質也帶有基建性質，因此大量地方政府旗下的平台公司投資光伏企業。

最後在光伏熱潮退去，產能遠大於需求後，地方財政巨虧。

但是這場光伏投資，也讓地方政府逐漸開始產生投資企業的興趣。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合肥，09年拿出全市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引進虧損過10億點京東方。

讓京東方的創始人感慨全國所有城市裏就合肥最實在。

周新提出的這套玩法，屬於是點對點的精準投資了，大概率也只能用在高科技領域。

“周先生這一次給了我們太多的收獲，我們下來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你給我們帶來的啟發能夠幫助張江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能夠更好地起到服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