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小狗擺設（第2/3頁）

戒嚴令實施了一整天。看著不時從街上快速開過的卡車，我們知道政客、記者，很多人被帶走了，我們為從未參與過這樣的事情而感到慶幸。所有報紙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歡迎政變。直到晚上，我和母親都待在家裏，我們收看了電視上不斷重播的軍事政變的聲明、阿塔圖爾克的老影像，讀了報紙，看了窗外空無一人的街道。我擔心芙頌，擔心他們家裏和楚庫爾主麻的氛圍，因為據說在有些街區，就像1971年的軍事政變那樣，軍人們挨家挨戶進行了搜查。

母親說：“這下我們可以輕輕松松地上街了。”

然而因為晚上10點以後實行宵禁，所以軍事政變讓芙頌他們家的晚飯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國觀看的惟一電視頻道上，帕夏們因為他們過去的老習慣，每晚在新聞上不單單喝斥政治家，還喝斥所有的民眾。很多參與了恐怖活動的人，作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處死了。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每當看見這些死刑消息時我們都會沉默。那時，我會感覺，自己離芙頌更近了，我成了他們家的一分子。不僅僅是政治家、反對派的知識分子，連詐騙犯、違反交規的人、往墻上寫政治標語的人、經營妓院的人、拍攝和放映色情電影的人以及賣走私香煙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關進了監獄。沒像前一次軍事政變時那樣，軍人們在街上抓那些留著長發和“嬉皮士”大胡子的年輕人去理發，但他們立刻驅逐了很多大學老師。佩魯爾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則作出了軍事政變後讓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軌、少喝酒、讓自己更少因為愛情丟臉、把我拿東西的習慣控制在一個適度裏的決定。

軍事政變後沒過兩個月，一天晚飯前我發現自己單獨和內希貝姑媽待在了廚房裏。為了能夠有更多時間看見芙頌，晚上我開始早去他們家了。

她說：“我的孩子，凱末爾先生，電視上面您拿來的那個黑耳朵小狗失蹤了……我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所以立刻發現了。沒了就沒了吧，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也許是小狗自己想離開的。”說完她哈哈笑了起來，但看見我臉上僵硬的表情後，她隨即變嚴肅了。她說：“怎麽辦呢？塔勒克先生總在問‘小狗怎麽沒了？’”

“我會解決的。”

晚上我一句話也沒說。但盡管我在沉默——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又無法起身告辭了。在接近宵禁開始的鐘點時，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我覺得，芙頌和內希貝姑媽也感到了危機的嚴重性。內希貝姑媽有幾次不得不說“無論如何千萬別晚了！”。10點過五分，我終於離開了他們家。

回家的路上，因為宵禁開始後我們還在街上，所以誰也沒來阻攔我們。我在車上想了很長時間小狗擺設在家裏的意義，我先把它們拿去再把它們拿走的問題。小狗的消失他們是在十一個月後才發現的，可內希貝姑媽卻以為他們是“立刻”發現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們家電視上面的小狗擺設其實都是收音機時代留下的。一起聽廣播時，腦袋會不由自主地轉向收音機，那時眼睛就會在那裏尋找一樣有趣、讓人鎮靜的東西。當電視取代收音機成為家裏的壁龕後，他們就讓小狗晉升到了電視機的上面，但因為現在眼睛全盯在屏幕上，因此誰也發現不了這些小動物。於是我就能夠隨心所欲地把它們拿走了。

過了兩天，我給凱斯金家拿去了兩只陶瓷的小狗。

我說：“今天我在貝伊奧魯的日本商店的櫥窗裏看見了它們。它們好像就是為了放在我們的電視機上面而被造出來的。”

“啊，它們太可愛了，”內希貝姑媽說。“凱末爾先生，您幹嗎要去破費。”

我說：“黑耳朵的消失讓我傷心了。其實真正讓我傷心的是它在電視機上的孤獨。看見這兩只狗開心、友好的樣子，我想這次讓兩只快樂、幸福的小狗待在電視機上面就好了。”

內希貝姑媽問：“凱末爾先生，小狗的孤獨真的讓您傷心了嗎？您真是個有趣的人。但我們就是因為您是這樣的一個人而喜歡您。”

芙頌在對我甜美地微笑著。

我說：“被丟棄在一邊的東西會讓我很傷心。中國人相信所有東西都是有靈魂的。”

“前幾天電視上說，我們土耳其人沒從中亞過來之前和中國人打過很多交道。”內希貝姑媽說，“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頌，那個節目叫什麽名字來著？啊，您把小狗們放在那裏很好。是讓它們這麽面對面待著，還是朝我們待著，我現在也沒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說：“讓左邊的那個朝我們待著，右邊的那個沖它坐著。”

有時在談話最奇怪的地方，在我們認為他壓根沒聽我們說話的一個時候，塔勒克先生會突然插話，他會說一些表明他比我們更清楚細節的明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