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破碎的生活

宵禁時間推遲到11點後一星期，一天晚上，離宵禁時間還有半小時，費利敦回來了。很長一段時間，他以電影為由，說夜裏睡在片場就不回家了。他喝得酩酊大醉，顯然他的情緒很壞，很痛苦。看見坐在餐桌上的我們後，他強迫自己說了一些客套話，但沒能堅持很久。當他的目光和芙頌的相遇時，像從一場曠日持久的艱苦戰爭中潰敗而回的士兵那樣，他沒說太多話就去了樓上的臥室。芙頌本該立刻起身跟丈夫上樓的，但她沒那麽做。

我直視她的眼睛，仔細觀察著她的一切。她也知道我在觀察她。她點上一根煙，像什麽事也沒發生那樣慢慢地抽著。（她不再像對塔勒克先生害羞那樣，扭頭往旁邊吐煙了。）她若無其事地掐滅了煙。而我也陷入了無法起身告辭的危機。我以為已經被我拋在身後的這個毛病又嚴重復發了。

11點差9分，當芙頌又把一根薩姆松煙——用一種稍微變沉重的動作——放到嘴上時，她仔細地盯著我的眼睛看了一眼。我們用眼神瞬間向對方講述了如此之多的東西，以至於我覺得我們仿佛已經交談了一整夜。於是，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我的打火機為她點著了煙。芙頌用土耳其男人只有在外國電影裏才能看見的一個動作，瞬間握住了我拿打火機的手。

我也點了一根煙，就像沒發生任何異常的事情那樣，我慢慢地抽完了煙。每時每刻我都感到了宵禁時間的臨近。內希貝姑媽也意識到了這點，但她因為對事情的嚴重性感到了害怕，所以一聲也沒吭。塔勒克先生當然也認識到了這種奇怪的狀況，只是不知道該對什麽視而不見。11點過10分，我離開了他們家。我認為，就是在那天夜裏我明白，自己將會和芙頌結婚。因為明白芙頌最終會選擇我，我是那麽開心，以至於我忘記了宵禁後上街不僅會讓自己，也會讓切廷遇到危險。切廷在泰什維奇耶的家門口讓我下車後，會把車停到前面的詩人·尼伽爾街上的一個車庫裏，隨後從後街不讓任何人看見走回附近的一夜屋街區的家裏。那夜，我像個孩子，幸福得無法入眠。

七個星期後，《破碎的生活》在貝伊奧魯的薩拉伊影院舉辦了首映式，那晚我在楚庫爾主麻和凱斯金他們在一起。其實，芙頌作為導演的妻子，我作為制片人（檸檬電影公司的大半個股東是我）是應該去出席首映式的，但我們倆都沒去。芙頌本來也不需要借口，因為她和費利敦一直在吵架。她的丈夫整個夏天很少回家，很有可能是和帕帕特亞生活在一起。他每隔兩星期回到楚庫爾主麻的家裏一次，每次也都是為了回來拿一兩件東西，襯衫或是書。這些情況我是間接從內希貝姑媽一些含蓄的談話裏知道的，盡管我很好奇，但我從來沒敢提這個“諱莫如深”的話題。我從芙頌的眼神和狀態裏明白，她禁止當著我的面說這些事情。但我還是從內希貝姑媽那裏得知，有一次費利敦回來時和芙頌吵架了。

我猜想，如果我去了首映式，芙頌一定會在報紙上看到這條消息，她會為此很傷心，一定會懲罰我。然而，另外一方面，作為電影的制片人，我當然是應該去出席首映式的。那天吃完午飯，我的秘書澤伊內普女士應我的要求往檸檬電影公司打了電話，她說我母親病得很厲害，那天我不會出門。

在《破碎的生活》即將第一次和伊斯坦布爾的電影愛好者和記者們見面的鐘點，外面在下著雨。我沒讓去泰什維奇耶家裏接我的切廷走托普哈內，而是繞道塔克西姆和加拉塔薩拉伊再去凱斯金家。當車從薩拉伊影院前面經過時，透過被雨打濕的車窗，我看見了幾個為去首映式而打著雨傘、穿著時尚的人，用檸檬電影公司的錢做的一兩張海報，但這些一點也不像我幾年前幻想的那場為芙頌主演的電影舉辦的首映式。

晚飯時，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壓根沒說到這件事。我們，塔勒克先生、內希貝姑媽、芙頌和我一直在不停地抽煙，我們吃了肉末面條、酸奶黃瓜末、西紅柿沙拉和白奶酪。我們還吃了我從尼相塔什奧馬爾店裏買來、一進門就把它放進冰箱冷凍室裏的冰激淩。我們還不時走到窗前去看外面下的雨和從楚庫爾主麻大坡上傾瀉而下的雨水。一整夜，好幾次我都想要問芙頌，她的畫畫得怎麽樣了，但從她那生硬的表情和緊皺的眉頭上我覺得，那會不合時宜。

盡管評論家們發表了一些嘲諷、鄙視的言論，但《破碎的生活》既在伊斯坦布爾，也在別的城市得到了電影觀眾的好評，還因此創下了票房紀錄。帕帕特亞用兩首憤怒而哀怨的歌來抱怨悲慘命運的最後幾幕，特別讓小城市裏的女人們為之落淚，無論年輕還是年老，很多人帶著哭腫的眼睛走出那些潮濕而憋悶的影院。倒數第二幕也得到了一致好評，在那一幕，帕帕特亞開槍打死了那個不斷向她求饒、幾乎在孩提時就欺騙並玷汙了她的那個惡富人。那一幕的影響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扮演富人的——他還扮演過拜占庭的神父和亞美尼亞的民兵——我們在佩魯爾的朋友艾克雷姆先生，因為厭倦了街上那些企圖對他吐口水、打耳光的人，一段時間沒敢出門。在被稱為“恐怖年代”的軍事政變之前的時期，人們遠離了影院，而電影的另外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最終又把人們拉進了放映大廳。不僅是影院，佩魯爾酒吧也復蘇了。看見電影事業活躍起來的電影人，也開始願意每天去佩魯爾展示一下他們自己了。10月底，風雨交加的一個夜晚，宵禁開始前兩小時，當我在費利敦的堅持下去了佩魯爾時，我看見自己在那裏的聲望高了許多，用那些日子的話來說，我是春風得意。《破碎的生活》的商業成功讓我變成了一個成功——甚至是精明和狡猾的——制片人，而這也讓來我桌上小坐、想和我交朋友的人明顯增多，他們中既有攝影師，也有著名的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