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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羅的父親是誰，但是我所有的同學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都帶著敬意，於是我又開始被邀請參加聚會，或者去館子聚餐。我甚至懷疑，他們邀請我是為了讓我也叫上彼得羅，因為他通常都一個人獨來獨往，忙自己的事情，對集體活動毫無熱情。我向周圍的人打聽，才漸漸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親是什麽樣的權威人物——他在熱內亞大學教授古希臘文學，也是一個社會黨的要人。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在彼得羅的面前，我變得不再那麽活躍，因為我害怕自己會說錯話，或者過去已經說錯話了。當他繼續說著自己的論文（論著）的時候，我擔心會因為說錯話而丟臉，我越來越少說到我的論文。

一個星期天，他氣喘籲籲地跑到我的宿舍來找我，想讓我和他家人吃飯。他說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會來大學找他。我馬上變得非常不安起來，我想盡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們面前，我也許會說錯虛擬式，我也許會笨手笨腳，他們都是闊人，會有一輛大汽車，還有私人司機。我會說什麽呢？我一定會呆若木雞。但一看到他們，我就平靜下來了。艾羅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皺巴巴的灰色衣服，臉很寬，滿臉疲憊，戴著一副大眼鏡，當他摘掉帽子時，我看到他的頭頂已經全禿了。他的妻子阿黛爾是一個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優雅精致，服飾一點兒也不誇張。他們的汽車和索拉拉兄弟買跑車之前開的那輛“菲亞特1100”一模一樣，我發現，車子不是司機從熱內亞一路開過來的，而是馬麗婭羅莎——彼得羅的姐姐開過來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來很聰慧，她馬上擁抱了我，親了我的臉頰，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你一直從熱內亞開到這裏？”我問她。

“是的，我喜歡開車。”

“駕照很難考嗎？”

“一點兒也不難。”

她二十四歲，已經在米蘭大學教授藝術史了，她研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關於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說，她弟弟知道的事兒——我的研究興趣，她知道，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爾當然也知道。

我和他們度過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早上，他們讓我感到很自在。他們和彼得羅不同，我和他父親、母親還有姐姐談論的內容非常廣泛。我們在他們住的賓館餐廳裏吃午飯，艾羅塔教授和他的女兒，就一些政治問題進行了調侃和辯論，這些問題我從帕斯卡萊、尼諾，還有弗朗科那裏聽說過，但我實際上了解得很少，對有些事情甚至一無所知。他們會說出類似這樣的話：“你們落入了階級合作主義的陷阱，你們把這稱之為‘陷阱’，我把這叫做‘調解’；這種調解只對天主教民主黨人有束縛；中左派的政治很復雜，假如你們覺得它太復雜，可以回來繼續做社會黨；國家陷入了核危機，迫切地需要改革；你們什麽事兒都不知道；你們站在我們的立場會怎麽做？革命，革命，還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帶出中世紀。要不是我們社會黨的執政，學生如果在學校裏談論性的問題，可能會被關起來，那些在街上發和平主義傳單的人也可能會被關起來；想想看，你們怎麽對待《北大西洋公約》的；我們是一貫反戰的，反對所有形式的帝國主義；你們和天主教民主黨黨爭，你們還能抗美嗎？”

他們快言快語地說著這些話，興致勃勃地辯論，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以來養成的習慣。在這對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從來沒有過的體驗，我永遠都不可能有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什麽呢？我一時也無法具體地說出來，那也許是一種因訓練而得來的能力，讓世界上的事情成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試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總能考到一個好成績，但這根本算不上是一種重要的能力，思維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僅僅是把每件事情都縮小為個體的戰爭，還有自我的表現。馬麗婭羅莎很友好，她父親也一樣；他們倆講話都很嚴謹，一點都沒有加利亞尼的兒子——阿爾曼多或者是尼諾身上的那種言過其實；而且，他們在談論政治問題時，語氣裏充滿了熱情，而我在其他場合聽人們談論政治的時候，我都會覺得那些談話冷冰冰的，只是為了炫耀，和我沒有什麽關系。現在，他們倆你一句我一句，唇槍舌劍，沒有前後聯系地談起了對越南北部的轟炸，這個大學那個大學的學生運動，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萬個反帝國主義策源地。女兒好像比父親更了解情況，馬麗婭羅莎知道的事兒可真多，她說話的時候好像總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來，艾羅塔用一種責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爾對女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