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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唯一一個沒有選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馬上停止了長篇大論，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著她，她會開車，她生活在米蘭，在大學教書，她毫不羞怯地和父親進行爭論。我呢？我害怕得不敢開口，同時我又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後來忍不住大聲地說了一句：

“在廣島和長崎事件之後，美國人應該作為反人類罪犯，被送上軍事法庭。”

一陣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馬麗婭羅莎說我說得好，然後伸過手來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著說了一些我道聽途說的事情。我談到了計劃經濟、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波折，談到革命、非洲、亞洲、幼兒園、皮亞傑、新資本主義、法官和警察的縱容，國家機構裏殘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說得亂七八糟，毫無頭緒。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記了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感覺到我周圍的氣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贊同我的話，我很高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面子。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個可愛的家庭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就像通常人們會問的：我從哪裏來，我父親做什麽，我母親做什麽。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個下午我都和他們聊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吃飯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幾步，艾羅塔教授就會遇到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們會停下來，熱情地和對方打招呼，他們還遇到了兩個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