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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唯一一個沒有選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馬上停止了長篇大論,做了一個可愛的鬼臉。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著她,她會開車,她生活在米蘭,在大學教書,她毫不羞怯地和父親進行爭論。我呢?我害怕得不敢開口,同時我又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後來忍不住大聲地說了一句:

“在廣島和長崎事件之後,美國人應該作為反人類罪犯,被送上軍事法庭。”

一陣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馬麗婭羅莎說我說得好,然後伸過手來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著說了一些我道聽途說的事情。我談到了計劃經濟、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波折,談到革命、非洲、亞洲、幼兒園、皮亞傑、新資本主義、法官和警察的縱容,國家機構裏殘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說得亂七八糟,毫無頭緒。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記了我是誰,我在哪裏。我感覺到我周圍的氣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贊同我的話,我很高興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面子。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個可愛的家庭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就像通常人們會問的:我從哪裏來,我父親做什麽,我母親做什麽。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個下午我都和他們聊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吃飯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幾步,艾羅塔教授就會遇到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們會停下來,熱情地和對方打招呼,他們還遇到了兩個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