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飾[1]（第5/9頁）

然後，然後呢。我當時穿的是哪一件衣服呢？我的大衣，當然了，還有另一條裙子，有點惡心的綠色格紋；同樣是那件被燒出一個洞的毛衣。我們一起滑過河邊融化之後又有些凍住的雪水，握住彼此冰冷的手。已經到了晚上，寒意漸濃。我們不時停下來，跳上跳下，互相親吻，以此取暖。查爾斯河光滑的水面上，仿佛明亮的海市蜃樓一般，倒映著高塔和鐘樓，那些春季考試失利的人會從上面縱身躍下，年年如此；淤泥深處漂蕩著自戕的文學靈魂，福克納[24]就是其中之一，周身覆蓋清澈晶瑩的辭藻，光采閃爍一如雙眸；但那時我們毫無顧忌，唱著歌嘲笑他們，一段走音的二重唱：

兩把老椅子，還有蠟燭半支

一只罐子，很舊很舊，沒把手……

你第一次笑了起來。我放棄了自己精心構築的劇本，我為我們安排的那個結局。未來就像寬闊銀幕上的風景豁然敞開，充滿希望也遍布風險，無論哪個方向都能前往。我覺得自己仿佛走在一座大橋邊緣。對我們而言——至少是對我而言——我們真的很快樂。

到最後我們終於冷得受不了，你都開始打噴嚏了，於是我們去了一家那種便宜的餐廳，據說在那裏你什麽都不用，靠吃一包一包的免費番茄醬、調味汁和砂糖，還有趁沒人看見的時候喝奶油壺裏的奶油就能過活。在餐廳裏，我們討論了上床的可行性，贊成和反對的理由，然後很快，實施的方法和手段。談話並不輕松，對女研究生而言尤其如此，說起來都覺得她們應該像修女一樣，一心投身學海，不慕肉體之歡。其實在那種修道院似的環境裏，她們也沒有多少其他選擇，因為那些男人大多都是一起去聽歌劇，開雪利酒派對[25]也只會互相邀請。我們都住校；我們的室友永遠都待在房間裏，咬著指甲撰寫參考書目索引。我們都沒有車，我們也清楚自己會被本地的旅館拒之門外。只能是在別處。最後我們決定，復活節假期，在紐約。

出發前一天，我去了菲林地下室，再三考慮之後，買下一件娃娃裙式樣的紅色尼龍睡袍，尺寸只大了一號，肩帶很容易就能重新縫好。我在另一條淡紫色的睡裙之前流連許久，裙上鑲著卡門那樣的荷葉邊，可是我一次只能穿一條，而且這筆錢還有其他用處。復活節前的星期五[26]，我坐上去紐約的巴士。你幾天之前就已經去了，我留下來把一篇早就該交的論文寫完，題目是拉德克裏夫夫人的《意大利人》[27]。你自己當時有三篇論文延期未交，不過你好像已經不在乎了。那時候你總是要花很長時間洗澡，讓室友非常惱火；你還一直被漫長的噩夢折磨，在夢裏，我記得，大象、鱷魚和其他龐大的動物坐著輪椅滑下山去，人類被釘上十字架，燒成灰燼。這些都被我看作是你天性敏感的證明。

我們的計劃是，你會住到一個老朋友的公寓裏，你們在故鄉時就認識，而我會去旅館訂一間單人房。這樣可以避嫌，我們希望可以；而且費用也能便宜一點。

那時候我從來沒有去過紐約，也毫無準備。一開始，這座城市讓我暈頭轉向。我站在港務局裏，穿著我的黑色長大衣，帶著笨重的行李箱和那只無底洞似的手提包，四處尋找電話亭。洶湧的人潮仿佛一場示威遊行，雖然那時候我還從未見過真正的遊行。女人們推推搡搡，破口大罵，就像在喊口號一般，拖著身後發脾氣的孩子；長椅上坐著一排衣衫襤褸的老人，地上到處是口香糖、糖紙和煙頭。我不太肯定，不過好像還有彈球桌；這可能嗎？我現在覺得，要是叫你來公交車站接我就好了，不過這種依賴並不在我們的共識之中。

我朝著估計是出口的地方走去，這時，一個黑人一把抓住我的行李箱就開始拉。他的前額有一道剛剛劃開的傷口，鮮血直流，他的眼中寫滿那種絕望的神情，我差一點就松了手。片刻之後我反應過來，他不是要偷我的行李箱；他只是想替我把它扛到一輛出租車裏。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沒有錢。”

他鄙夷地瞥了一眼我的外套——畢竟質量很好——仍舊不肯松開。我又用力一拉，他放棄了。他在我身後大聲嚷著什麽我聽不懂的話；當時那些字眼還沒有變成通用的語言。

我知道旅館的地址，可是不知道該怎麽去。我開始徒步前進。太陽已經升了起來，我汗流浹背，因為心有余悸，也因為天氣太熱。我找到一個電話亭：裏面的電話已經被徹底肢解，成了一團亂麻似的電線。隔壁的那個電話亭完好無損，可是我從那裏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卻沒有人接。奇怪，我告訴過你我什麽時候會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