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大肥肥要做大豬蹄子的弘星（第2/7頁）

老百姓若遇到不好的皇帝，不好的官員，老百姓都說要認命，不認命就是錯兒，因為他們害怕被波及，因為他們不是當事人，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反抗，基本上收不到多大的成效。

所以，識時務的分寸又是什麽那？

血性和勇敢又是什麽那？

上古時期，國際的凝聚力沒有這麽大。氏族是人們群居生活的基本單位，具有血緣關系的親族之間相互扶持是個體賴以生存的基礎。

為自己的親人復仇，不僅是一種合乎道德的行為，更是一種符合本氏族集體利益的選擇。

《禮記·曲禮》中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正所謂“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公羊傳》大義凜然地說：不復仇，非子也。

《禮記·檀弓》裏記載，子夏問孔子如何對待殺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回答說，睡草墊，枕盾牌，不共處同一天地，若在集市或朝堂上遇到，即使沒帶武器，也要赤手空拳殺了他。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國家層面，他始終首推以“禮”治國。

“禮”，是維系社會的一整套秩序，其基礎，正是君臣、父子綱常。

當孝悌倫理成為國家道德的基石，血親復仇自然也會成為儒家行為規範中合理的一環。

周王朝設有一個叫“朝士”的機構，專門為意圖復仇的人登記備案。如果自己的父兄為別人所殺，可以到此處登記仇人的姓名，以後如果殺死了仇人，就不會受到刑罰。

春秋末期著名的伍子胥，為向楚平王討還父兄被殺的血仇，不惜投奔敵國，最後帶領軍隊踏平故都，將昔日的仇人和君主楚平王掘墳鞭屍，這算是將血親復仇推向極致。

伍子胥的行為，歷來很少有人責罵，甚至不乏欣賞贊譽。他瑪法，作為一個皇帝，都說伍子胥是英雄。

弘星繼續查資料。

戰國後期，由於私鬥的風氣愈演愈烈，血親復仇的人很難遵守適當性的原則，往往濫殺無辜，危害到社會穩定，大部分諸侯國開始禁止這種行為。

進入兩漢，儒家思想獨尊天下，忠孝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倫理治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朝廷一下子陷入兩難的境地。

一邊是國家安穩，一邊是血親復仇的道德性和正義性，每個人觀點不一，法令幾乎是天天更改。

法令允許復仇的時候，董仲舒的六世孫董黯，殺死欺辱自己母親的仇人，到官衙投案自首。當時的漢和帝不但沒有懲罰他，還下令表彰，甚至因他而命名一個縣——慈溪。

法令不允許復仇的時候，肅州女子趙娥的父親被李壽殺死，趙娥找到李，奮力揮刀殺死李壽，自己認罪伏法。地方官不忍懲罰趙娥，放她逃走……

趙娥被當地百姓立碑表彰，她的事跡也經常被後人書寫和傳頌。

這是道德和律法開始對立的著名案件。血親復仇在漢朝末期處於一種“嚴令禁止但基本不執行”的處境，在弘星看來，也是部落和氏族逐漸被“國家”取代的過程。

血緣關系的親族之間互相扶持，不再是個人賴以生存的基礎，道德開始隨之變化，國家法律開始強硬。

到了唐朝，國家有了更大的凝聚力，取代部落。唐武周時期，下邽人徐元慶，其父徐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徐元慶手刃趙某，束身歸罪。

武則天召集大臣們商議——殺了徐元慶以正法典，同時也表彰他的孝行。

看似兼顧法理和人情，似乎一舉解決這個兩難問題，但其實就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所以後來的柳宗元在《駁復仇議》中說，要麽合法，要麽合乎道德。如果律法要取代道德，國家要取代氏族血緣成為第一單位，就需要公正的司法系統，所有殺人者都受到公正及時的懲罰。

但是，知道歸知道，誰都知道所謂真正的“公正司法系統”，幾乎是癡人說夢，跟那夢想中的桃花源一樣。

弘星趴在床上“唉聲嘆氣”：“這也是弘星糾結的地方，在一個案件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只有合法與不合法兩種情況，處罰也只有罪或無罪兩種結果。

絕無某種行為既是高尚合理的，同時又要接受懲罰的矛盾結論。”

小系統：“柳宗元認為，當法治不健全的時候，就不要去說血親復仇不合法。但是生產力在進步，國家一步步取代家族和部落，這是必須。”

“弘星知道，柳宗元只是一個文人，不是政治家。”

弘星午休起來，和他瑪法一起用晚膳，一邊吃飯一邊琢磨，一邊散步一邊琢磨。

皇上好奇：“弘星在想什麽？”

弘星還沒回神兒：“瑪法，弘星在思考……現在國家的概念完全成熟，法律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禮’的地位也更加弱化，對於血親復仇，朝廷也有了詳盡的法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