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一本書的二十四年

一

1992年冬天，在北京的一個胡同裏，我做了一個夢，把它記了下來。同屋的詩人蕭瞳說這是“如花的文字”，我就開始寫小說。2004年小說出版的時候，宣傳語是“十二年寫一本書”。其實我沒有那麽頑強，這小說不是連續十二年寫出來的，是寫一寫，停一停，有時一停就是幾年。小說的背景、人物都有多次改變。最開始是現代題材，第一人稱；後來變成了穿越小說，第三人稱。這是因為：一，直接寫自己，不太好意思；二，無意中讀到裏耶秦簡、雲夢秦簡，它們把我迷住了，我沒想到兩千年前的生活可以那麽有細節、有觸覺、有顏色和氣味，那不是枯燥的正史可以相比的。隨後，我又找那個朝代的各種文獻來讀，連地理學、動植物方面的考古報告也不放過，擴展那種觸覺、視覺和味覺。我要讓自己“生活”在兩千年前。雖然選擇了歷史背景，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做出一副“啊，我在寫歷史小說，三皇五帝，霸業千秋，看官們聽好了”的德行，我寫的還是自己的事。

刺激我寫小說的那個夢，到了小說裏就是許黻裸奔的那一段，它其實是一個人死後有可能經歷的事。這小說奇幻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瀕死體驗，類似的還有田雨魂遊、雙頭人隱身術大功告成、田雨被五馬分屍的情景等，都是那個夢的擴充。我對這種事特別感興趣，因為年輕時有過瀕死體驗，後來一直關注科學界對此的研究。2011年我翻譯了邁克爾·紐頓的《浮生歸宿》，也是這樣的主題。最近看電影《芳華》，有人說，馮小剛其實是為開頭的七分鐘而把整個一百二十分鐘拍下來的。不好意思地說，我其實是為小木匠的瀕死體驗而把三十萬字寫下來的。

但寫作的過程會脫離作者的控制，不知不覺地，稀裏糊塗地，就有了一些故事。小木匠後來不是主角了，兒子田鳶和同母異父的弟弟田雨成了主角。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兩個孩子漸漸變成了我的“靈魂的分身”（或者說是人格分裂，像黑塞的小說《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你知道，寫小說是一種生活，你進去了，就無法完全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麽。我就是把自己分成了兩個人，給自己設計一個“大遊戲”，背景是秦朝，在裏邊玩。

後來玩過火了，2000年我竟然關掉了剛剛創業的小公司，專門玩這個“遊戲”，成天在一個地下室裏寫，被電腦的輻射熏得發燒。一個朋友把我從39℃的高燒裏救出來，拉上了明媚的泰山。可在我眼裏這還是遊戲的場景，是我的角色在前往新大陸之前相聚的地方。最後連那位朋友都魔怔了，看完我的手稿，盯著山谷念叨：跳下去就可以像田鳶一樣飛起來了吧？

我說：哎，你醒醒，這可是現實！

當時，我唯一的收入是靠在北京科技大學延慶分校代課。這份工作，就是領我去泰山的這位朋友介紹的。每個星期只需要去兩天，掙的錢又足夠我在其他日子拋開一切寫小說。因此，我永遠感謝這位朋友—北京科技大學的張健老師，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喂食”。我也感謝我的妻子，在我窮困潦倒、只顧寫書時，毫無怨言地支持我，而且為我提供了很多素材。還要感謝她的妹妹和其他筆友，在小說剛剛網上連載時鼓勵我堅持下去。還要感謝我的孩子，雖然她在幼兒時期因我沉湎於寫作而缺乏父親的關心，但她自己成了我的素材。

二

延慶也為我提供了素材。延慶郊外有個叫“新寶莊”的地方，有一座土山，山頂有一道土墻，圍成一圈，還很高，它成了“空中城”的原型。另外，田鳶學會飛行是在延慶附近的燕山：春天，燕山的大風幾乎能把人托起來，周圍一片片剛剛綻放的桃花、杏花，猶如粉紅的雲，這使一個彼時正站在懸崖上琢磨小說的人覺得，飛行是有可能的。在寫小說的這些年以及之後的每一年，我只要在北京，就會舉行一種很私人化的祭春儀式，沒有任何傳統的醴酒、供品、朝拜，很簡單，只是到燕山上兜一圈，看看那些“粉紅色的雲”。

我遲遲沒有勇氣到新寶莊的土墻圍起來的空間裏看一看，怕現實破壞了想象。那或許是一個養殖場，或許是一片居民區，或許是廢墟。但我當時唯一需要的，是在落日的余暉下遠遠地看它的外表，它通體金色，懸在空中，是那麽超現實，那麽聖潔。它並不屬於新寶莊，不屬於北京，甚至不屬於地球，它是天國與現實的中介，前世與今生的通道。

福建的土樓幫助我填充了想象。大家知道，那是巨大的環狀建築，幾百戶人家都住在裏面，和外界相通的只有一扇大門和許多高高的小窗。一旦土匪攻來，他們就緊閉大門，在窗口架起弓弩或槍炮。要說那是一座大碉堡，它又有著柔軟的一面—人們生活在一個圓環裏，婚喪嫁娶、祭祖、養殖、商貿……都在裏面，包括某些人的童年。甚至你可以想象，某些愛情，也是在這個猶如宇宙空間站一般孤獨的時空裏滋長的。